香山红色大本营(为何需要海禁来抗击倭寇呢)
资讯
2023-11-29
385
1. 香山红色大本营,为何需要海禁来抗击倭寇呢?
其实朱棣年间的七下西洋,和朱元璋时期就制定下来的“海禁”制度之间并没有联系,下西洋虽然是证明大明国力以及造船技术强大的直接证据,可是海上战斗力强大,也不代表朱棣就会解放海禁。
从元末以来,倭寇之乱就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这期间所有的战斗几乎都是在陆地上打的,和海战没什么关系,直到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出马,以海军和以海商为代表的倭寇队伍开战,兵锋一直打到了越南地界,彻底把危害了嘉靖朝数十年的倭寇全数肃清了。
七下西洋是历史上远洋航行的一次盛举,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还要早八十多年,被誉为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朱棣继位后,以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南京龙江宝船工厂为主,开始建造大船,一年之内就建了一百多艘,永乐三年,文治武功都已具备的明成祖朱棣,开始把目光指向了更加广阔的海洋,先是在翰林院内设立“八馆”,专门挑选科举士子们训练通晓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再在江苏、南京、福建三地建造宝船,精挑细选了一批外交人才,在多方考察后,选定了心腹太监郑和为外交使臣,准备出海事务。
当年七月,郑和率领由三万多人、六十二只宝船组成的船队,带着大量丝绸、瓷器、铁器和布帛,自江苏太仓出发南下,途径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印度等国,此后二十九年里,郑和七下西洋,行程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会向当地国王赠送天朝皇帝所赐予的礼品,以表示建立与其外交的心意。
郑和的七次西下,大大地开拓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地理认识,画师所画的《郑和航海图》、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些书籍画作,详细地记载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就连当地的奇珍异兽、琐事趣闻、马戏技艺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是当时国人认识世界的绝佳读物,也是政府了解帝国周围环境的指导性文件。其中《瀛洲胜览》,由于记载详细,更成为了清朝张廷玉修纂《明史》的参照资料。可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耀武扬威,而是为了交通各国,战事只是旁支末端:
虽然《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为了找寻消失的建文帝下落,二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也不得不承认,郑和的军队是“不服则以武慑之”,除了一些不服号令、眼红金银而打劫船队的人外,郑和的军队基本上是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郑和西下最主要还是示以友好,和当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活动也得到了当地国王和百姓的认可,纷纷为其建造纪念馆以纪念郑和,直到今天,爪哇的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泰国的三宝寺等文物古迹,无一不彰显着郑和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欺人;既然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朱棣自然也不会在海军上多下功夫,就算是郑和以武力去处罚不服从的部落首领,也多是在陆地上进行。事实上,倭寇虽然自海上来,可他们并不是海盗,所侵略的目标也基本都是福建、山东这些沿海地区,抢完就跑,同样也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在明朝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像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既然能造成远赴重洋的宝船,自然也能造出用于战事的战船,尤其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所俘获的对手数百艘战船,是日后大明战船的基础模型,可见当时的明帝国是有能力制造出战船的,可是朱元璋为什么还是实行海禁呢?
朱元璋实行海禁的目的,不是为了倭寇,而是为了防止沿海一带叛乱的兴起,扼杀之前对手的势力,同时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片板不得下海”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自战国时期就有以海外贸易为生的商人集团,汉武帝时期更是开辟了与西域丝绸之路相对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中就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帝国船队已经远航到了印度洋一带,经过了苏门答腊、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斯里兰卡等国,而且汉朝和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除了西域丝绸之路外,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站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是重点。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衣冠南渡,东南沿海的船支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而东南沿海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了当权者用于剥夺的最佳选择,在征税过于频繁以至于商人们无法负担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东南沿海的商人开始组建军队自保,和朝廷对抗。琅琊人孙恩就四次占据海岛起兵反晋,一直坚持到东晋灭亡前夕,孙恩、卢循的势力才被刘裕给歼灭了。
同样的,元朝末年也是一样,当时占据东南地区的群雄普遍拥有商人的出身,或者是和商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像方国珍、张士诚都是。而朱元璋出身于穷苦百姓,在他心目中,农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加上自古以来商人重利的劣根性,让他很难相信商人,尤其是东南沿海那些和外国人接触频繁的商人,更让他害怕“通敌外国”这种情况的发生,像大明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他最后被定的罪里,首要一条就是“外通日本”。
此外还有那个传说中拥有聚宝盆,富可敌国的吴县沈万三,同样也遭到了朱元璋的忌讳: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乃释秀,戍云南。也就是因为这样,朱元璋才会大力控制沿海商人的活动,除了设立卫所,以三十万军队驻守沿海,打造一条海防长城之外,还把撤销了自元朝以来,专门用于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压制住商人的发展,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而对于日本,朱元璋还是吸取了前元两次征讨日本不成,反而损兵折将的教训,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元朝的海军是很强的,仅灭亡南宋的时候就出动了战船一千余艘,运粮船三千余艘,征日本时,前后两次共出战舰五千余艘,大军数十万,还包括了善于水战的南宋降兵,可最后还是在台风和海啸的恶劣环境下吃了亏,大军十不存一,狼狈地逃了回来。
以元朝忽必烈时期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尚且无法拿下日本,何况是战乱连年,百业待兴的大明初期,而且朱元璋也不是没试过以海军对付倭寇,在洪武十六年的时候就下令福建建造战船五百艘、广州一千艘,一起去倭寇滋扰最严重的浙江捕倭,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在朱元璋规划里,心腹大患是残存的蒙古势力,不是日本,所以朱元璋才会采取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
所谓的海禁,其实在朱棣时期就已经开始解除了,之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隆庆开关,才彻底废除了海禁事实上大明王朝的所谓“海禁”,并不是我们认为地那样闭关锁国,而是将东南沿海的商家们统一归入朝廷设立的市舶司管理,统一征税。对明朝来说,为祸东南沿海最严重的并不是从日本来的倭寇,而是在当地有家财、有家业的海商们。
朱棣时期为了给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同时也为了加强朝贡体系,将朱元璋时期封住的泉州三处市舶司又给重开了,而这段时间里,从日本来的倭寇案件虽然时有发生,但都是小打小闹,大明和日本也建立起了朝贡贸易,双方还算是和平相处。
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东南沿海的商人因为感到自己做生意的利益大多都被朝廷安排的市舶司收了去,自己一趟下来并不能达到自己预想的收入,于是就开始走私了,将货物脱离市舶司自行贩卖,不让朝廷抽水。走私问题使得朝廷在东南的关税骤然减少,影响到了国库收入。
所以自宣德皇帝朱瞻基之后,正统帝朱祁镇、景泰帝朱祁钰都实行过大力打压走私的政策,结果引起了海商们的抗议,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正统十二年,福建、泉州、广州爆发的邓茂七起义。这次是大明开国以来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次起义,史称“控制八闽,三省震动”,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朝廷不得不将北方各处卫所的精兵调入南方,使得北方防务空虚,被瓦剌也先乘机而入,并造成了正统十三年的土木堡之变。
到嘉靖年间,大明依旧实行海禁,而且由于正德、嘉靖皇帝个人生活奢靡,对于东南地区的税收也是一加再加,这样势必影响到商人们的收入,辛辛苦苦跑一趟不说,关键是大头还得被朝廷收去,用自己的性命去供那些王公贵族花钱如流水的挥霍,所以商人们对开放海禁的呼声与日俱增。那个被日本人奉若神明的海盗王直,他最大的心愿不过就是解除海禁,开放自由贸易而已,他们不是不愿意交税,只是至少不要收那么多。
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解放海禁,有利于平息当地商人的怨气,可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到朝廷的税收,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其结果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最为严重,但这不是来自于日本的倭人作乱,而是东南海商、葡萄牙人、百姓联合起来反对朝廷的情况。著名的“阳明心学派”的首脑人物欧阳德就曾经进谏过,说“以海禁防海盗,犹如抱薪救火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放海禁才行。
请注意,欧阳德所说的是“海盗”,而不是“倭寇”,指的是沿海一带有商人背景,却因为朝廷税收过重而不得不下海的海盗们。
总结:郑和的西下西洋虽然证明了大明有着强大的水师,可是并不代表就能解决倭寇,元朝的海军够强了,能在海上灭亡南宋朝廷,可依旧解决不了日本,而海禁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防备倭寇,而是为了增加税收,防备东南商人敛财肥己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建国以来的精锐士兵都折在了战场上,导致了以后不管是对待蒙古还是对待东南,朝廷大多只能采取防御手段,一直到嘉靖朝戚继光这位名将的横空出世,才使得东南倭寇的气焰得以压制,否则的话,大明很可能都撑不到崇祯时代。
这从中也可以发现:大明并不是没有力量去解决东南祸乱,只是自古以来帝王自身的多疑性格,对武将的忌惮,采取以文制武,导致了一大批不懂武事的文官、太监在前线瞎指挥,影响了武将们的发挥而已,只要放开手脚让武将干的话,其战斗力是十分惊人的。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避开了采用朝廷那些好吃懒做的士兵,自己在浙江义乌收编的勤恳农民为主力,加上没有文官、太监的掣肘,这才能成为大明帝国中后期的护国基石。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2. 广东省清远市有哪些名人?
清远市的历史名人,比较多人知道有向秀丽和朱汝珍,有些是比较少人知道的.这是分享哥最近搜集的清远历史名人的第六期人物,这期要讲的是传奇人物——工农红军首位飞行教官冯达飞。清远分享哥,最近都会持续更新清远历人物!
冯达飞(1899~1942)
冯达飞,又名国琛,广东连县人。民国8年(1919)在连州中学读书时,参与组织学生--,声援北京“五四”-。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陆军测绘学校,后转入西江讲武堂学习。
民国11年毕业,任粤军中尉军官。民国13年辞职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翌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3月被派到广东航空学校学习,7月赴苏联留学,民国17年毕业回国。
翌年夏奉派到广西,先后在张云逸领导的教导总队任教员和警备第四大队任连长,在连队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士兵委员会。
同年12月11日,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任红七军二纵队二营营长。其后,有2000多土匪袭击百色。当时,留守部队只有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冯达飞和教导大队大队长许卓等率部英勇还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民国19年(1930)3月,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右江革命根据地进犯。红七军前委根据敌强我弱态势,决定向黔桂边进发,开展游击战争。同年5月1日,冯率部攻下贵州榕江县城,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随即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城。
9月,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右江,强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冯达飞率二纵队第二营为先遣队,离开右江到达河池后进行整编,冯任整编后的二十师五十八团团长。因敌众我寡,进攻中屡受挫折。他根据张云逸、邓小平指示率部到粤北待机与毛泽东、朱德的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到达粤桂边的桂岭,缩编为两个团和一个教导队,冯任教导队队长。
翌年2月,与兄弟部队攻克连县后,渡过乐昌河,向湘赣边挺进,冯又任五十八团团长。3月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率领教导队和五十八团大部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与王震率领的红军独立师三团会师,后又与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连续攻克安福、茶陵、安仁、袁州等地,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同年7月后,历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红八军代军长、红军大学第四分校校长等职。
民国21年3月,奉调进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地方干部科科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红军大学炮兵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大队长。
想了解更多清远名人历史,欢迎关注清远分享哥!
3.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长城[cháng chéng]
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4个义项
特色词条 | 本词条按照特色词条指南编辑并维护
贡献维护者 小尺
长城(The Great Wall),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发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1]。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2]
长城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度2000多千米,陕西省境内长度1838千米[3][4][5][6][7][8][9][10][11]。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秦汉及早期长城超过1万千米,总长超过2.1万千米。[12]
1961年3月4日,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4]
中文名
长城
外文名
The Great Wall
地理位置
中国北方
总长度
21196.18千米
建造时间
西周至清
文保级别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价 值
世界文化遗产
荣 誉
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
建议游玩时长
2—3小时
适宜游玩季节
春夏秋为宜
所属国家
中国
所属城市
华北,西北,华中等(图文来源百度百科)
4. 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大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太宗(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在京师(南京)驾薨;当时,工部官员向成祖陈奏,请于紫金山太祖的孝陵附近,为皇后挑选陵寝地址。
太祖当年建孝陵时就有制度—“帝后合葬”;假如徐皇后的陵寝建在紫金山的话,那么成祖若干年后驾崩,必然会同徐皇后合葬,也会落葬在京师(南京)。
但成祖自靖难成功、登基称帝以来,一直有将国都迁往自己为燕王时的大本营——北平顺天府(北京)的心愿,如果在南京修陵,那么将来迁都之事就得泡汤;于是,成祖否决了工部的请求,不在紫金山附近挑选皇后的陵寝地址,而是派礼部尚书赵羾与自己的亲信术士廖均卿(还有王贤、王侃、吴永、马文素、曾从政、刘玉渊、游朝宗等术士),前往顺天府,在北平顺天府所辖的州县内,选择合适的陵址,作为皇后、以及自己将来的万年吉地。
成祖这么做的本意,是向朝野、群臣、万民公开宣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修造在顺天府,就是大明将要迁都北平顺天府的先兆。
赵羾、廖均卿等人奉旨北上,抵达顺天府后,立即展开了勘探工作;经过一番仔细走访后,他先后找到了几处上佳的吉壤,位于顺天府以西的玉泉山、潭柘寺、香山等地,另有口外的屠家营、昌平羊山狼儿峪、燕家台各处,也都卜选到了合适的吉壤。
赵羾、廖均卿、王贤、王侃等勘定了诸多陵址目标后,先后向成祖发出奏疏,将卜选好的地址以及风水图绘制成册,交由皇帝亲自审核。但成祖对以上预选的陵址都不满意(或是名称不吉,例如燕家台,音同“晏驾”;或是地势不够宽敞,后世子孙没有了建陵的余地,比如潭柘寺附近),统统加以否决,命诸人继续找寻合适陵址。
诸人无法,只得继续在顺天府附近找寻合适的陵址地。直至永乐七年(1409年),王侃、吴永二人在顺天府昌平县治以北约二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名叫“黄土山”的地址,各方面都符合成祖的要求,于是所有风水术士皆前来勘察卜测,最终的意见是——这里确属最佳的皇陵建造位置。
于是,廖均卿、王侃、吴永等风水师将黄土山附近的风水、地势走向图仔细绘制成图,再次呈送给成祖御览。成祖检视了黄土山的风水地势图后,很是满意,便一锤定音,下旨就在此地为皇后建造陵寝,并赐黄土山名为“天寿山”。
从永乐七年(1409年)陵寝正式开建开始,经过五年多的不间断建造,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天寿山皇陵地宫全部建成,成祖将仁孝皇后的梓宫先期葬入地宫中,并不关闭宫门,以待自己将来驾鹤后,和皇后合葬于此。同时,皇陵的地面建筑,如祾恩殿、碑亭等,也在继续修造中。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决定迁都顺天府。第二年,勋臣泰宁侯陈珪奉成祖诏令,担任新都城建设的总监督,并以京师(南京)皇宫为模板,开始了大规模建造顺天府皇宫、及配属的朝廷官衙、皇家监署等设施的紧张施工过程。
永乐十八年(1420年),顺天府的新皇宫以及城垣、官署全部建成,当年,成祖下诏正式迁都,以原京师应天府为南京,升北平顺天府为京师;并明确规定,从此后顺天府不再加“行在”称号。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大明国都正式迁到了顺天府,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第一次在新都皇宫奉天殿前,举行了正旦朝会大典。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在第五次北征返回的途中,驾崩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奉遗诏登基,即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
仁宗在将成祖的灵柩迎回京师后,便主持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将成祖遗体安葬于修建天寿山皇陵内,和去世十七年的母亲合葬;仁宗还亲笔书写了成祖的“神功圣德碑”碑文,并御赐皇陵的正式名称为“长陵”。
宣德二年(1427年),长陵的地面建筑全部完工,这也是昌平天寿山皇陵区内,第一座落成的帝陵。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天寿山下又增添了十座帝陵,明成祖朱棣的后世子孙嗣皇帝们,在走过或长或短的一生后,也按照当年成祖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归葬于天寿山皇陵区内,在各自的陵寝中安然长眠。
后来陆陆续续修造好的天寿山大明帝陵,分别是:献陵(明仁宗朱高炽)、景陵(明宣宗朱瞻基)、裕陵(明英宗朱祁镇)、茂陵(明宪宗朱见深)、泰陵(明孝宗朱祐樘)、康陵(明武宗朱厚照)、永陵(明世宗朱厚熜)、昭陵(明穆宗朱载坖)、定陵(明神宗朱翊钧)、庆陵(明光宗朱常洛)。
为了更好地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升昌平县为昌平直隶州,管辖怀柔、密云、顺义三县;从此,昌平成为大明的京畿重镇。
另外,因为“夺门之变”的缘故,明代宗朱祁钰被重祚的大哥明英宗朱祁镇赶下皇位、废为郕王、并诡异地死于西苑后,没能入葬他早就在天寿山下修建好的“寿陵”地宫中(代宗的继任皇后杭氏在薨逝后,已经先期葬入寿陵地宫),而是被英宗以亲王礼改葬于西山(玉泉山)北麓,他的“寿陵”也被英宗捣毁,此后一百多年都没有恢复。直到光宗驾崩后,因为在位时间短,来不及给自己修陵,所以才使用了代宗荒废的旧陵址,即现在的“庆陵”。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因为熹宗少年继位,自认为年纪尚轻,不必过早建陵,因此没有在天寿山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壤。
后来,辽东局势糜烂,国家财政被不间断的战事拖得面临崩溃,更加没有充足的资金可以拿出来修陵了。熹宗的陵寝建造工程,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直到他驾崩时,其身后的陵寝也没能开工建造。
熹宗驾崩后,因为他的三个皇子都先后夭折,没有直系子嗣承袭大统,所以大明皇统被其弟信王朱由检承袭,即大明第十六代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崇祯帝继位后,立即给皇兄在天寿山皇陵区卜选吉壤,以为陵寝开建所在(前任皇帝的梓宫长期停放于皇宫内,也不是个事);当时,天寿山陵区内,上好的吉壤已经全部建陵,别无佳地。最终,礼部和钦天监退而求其次,在世宗永陵的东南方向、天寿山潭峪岭西麓一块次一级的吉壤处为熹宗选定了陵址。
崇祯帝继位时,大明的财政危机愈发强烈,即使崇祯帝想尽了办法,但给熹宗建陵的费用还是捉襟见肘。后来,崇祯帝咬牙从内帑中拨付白银五十万两,还向朝中大臣们发出了捐助诏令,募集了数十万资金,这才使得熹宗的建陵资金落实到位。就这样,崇祯帝还数次嘱咐负责陵园营建工程的工部尚书薛凤翔:‘务用节俭、以期速成’。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熹宗的皇陵地宫建筑落成,初八日,熹宗奉梓宫被葬入皇陵地宫;崇祯帝御赐陵寝名为“德陵”。熹宗的德陵,是大明王朝所修建的最后一座帝陵。至此,天寿山皇陵区内,已经有了十二座帝陵。
按照祖宗制度,原本崇祯帝也应该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地,修建陵寝,但崇祯帝也是少年继位,初期不必要立即建陵;而当崇祯帝年岁渐长时,大明的内外形势也急剧恶化,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逐步壮大,大明朝廷在不断的“攘外安内”中顾此失彼、元气耗尽——“草野之力尽耗、国家法令败坏、边疆抢攘日甚、朝堂纠纷绵绵、疆场将骄兵惰”;所以,崇祯帝没有能力面对这错综复杂、大厦将倾的危急局面,更加没有能力、财力、精力,为自己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身后的陵寝。
另外,崇祯帝为人虽然刚毅不折,但其心性猜忌寡恩,“任察则苛刻,尚气则急遽”,统御群臣严苛而急躁、又无担当,导致文武百官阳奉阴违、遇事推诿、不愿任事(害怕被皇帝强行甩锅),大明中枢政局沉沦、政令紊乱,局势愈发糜烂不堪;在崇祯帝的不断折腾下,大明社稷于十七年后,走向了灭顶之灾。
崇祯一朝十七年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国内烽烟四起、朝廷丧师失地、损兵折将,黄河以北地区已经被农民军占据多处,江山一片风雨飘摇;而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也五次毁边墙入寇,劫掠北直隶、山东各地,沉重打击了大明中枢政权的权威和实力。内外夹攻之下,崇祯帝再也没有能力和手段来应付这险恶的局面,只得被动地左支右绌承受,在绝望中迎接社稷倾颓的最后时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京师(北京)皇宫奉天殿举行一年一度的正旦大朝会,但就在朝会举行途中,崇祯帝接到了两个让他震惊不已的噩耗——其一、“凤阳地震,皇陵震动!”其二、陕西“流贼”首领李自成,已于当日在占据的西安同样举行了正旦礼,并正式称帝,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和大明朝廷正式分庭抗礼!
接到这两个让人揪心不已的坏消息后,崇祯帝心情沮丧、情绪低落,当即中止了正旦朝会,并免去了奉先殿叩拜祖宗的程序,然后立即转回乾清宫,召集内阁诸臣紧急商议,讨论如何应对李自成称帝之事。
同一天,关外的清朝都城盛京(沈阳),六岁的清朝皇帝福临也在盛京皇宫中的祭祀场所——“堂子”内,举行行礼、祭祖、祭天活动,以贺顺治元年(1644年)正旦。一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清军第六次越边墙进攻大明的计划还没有提上议程,“入主中原”的行动更多只是停留在计划中,包括顺治帝、及两位摄政王在内,清朝君臣还没有做好任何进军中原的计划。
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之后,立即准备东征京师,消灭大明中枢,统一天下。为汇聚人心、显示新朝的气象,李自成命大顺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礼政尚书巩焴草诏,以大顺皇帝的名义下达了讨明诏书,公开向大明皇帝发布了劝降令;李自成承诺崇祯帝如果主动投降,则“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大顺永昌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二,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经沙涡口过黄河,向京师方向进发,正式展开伐明的军事行动。
大顺军出兵后进展顺利,汾州(山西汾阳)、阳城(山西阳城)、蒲州(山西永济)、怀庆(河南焦作)等地纷纷被攻克,山西首府太原也在二月初八被大顺军拿下。二月十六,忻州(山西忻州)被攻克。二月二十九,大顺军攻克代州(山西代县),代州守将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山西宁武),坚持抵抗。
三月初一,大顺军围攻宁武关,周遇吉的军械火药全部用尽,又不愿意再退,于是主动开关,与大顺军决战。激战中,周遇吉不敌而身死,守军全军覆灭,大顺军同样损失惨重。在宁武关之后,大顺军再也没有遇到过沿途明军的有力抵抗。
在大顺军向京师进发时,崇祯帝焦急万分,多次召集辅臣及九卿高官入宫商议,以应对危局。但在廷议中,诸臣都怕重蹈覆辙(因为替崇祯帝背黑锅,已经有相当多的文臣死于非命,其中不乏首辅、次辅等顶级高官),所以面对皇帝期盼的“由臣子提出迁都、然后自己再勉为其难接受”心愿,辅臣们都不敢、不愿承担“唆使皇帝逃跑”的罪名,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头,奏请皇帝南迁。
崇祯帝出于不信任诸臣、害怕会被架空的心思,也坚决不同意辅臣们提出的“太子南下、以保国本”的建议。君臣之间就这样相互猜忌、敷衍,毫无信任可言。面对如此境地,心灰意冷的崇祯帝极度的绝望和愤慨,于是做出了“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的决定,要带着满朝文武和全家老小,一起给大明王朝殉葬。
攻克宁武关后,大顺军继续东进,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在大顺军还没到来前,就遣使请降,大同、宣府不战而克。三月十五,李自成率大军抵达居庸关,守将昌平总兵唐通因为千辛万苦赶来勤王,结果粮草军饷都被来劳军的太监私吞,因此怒火万丈,干脆将居庸关天险拱手让给大顺军,也主动归降。
三月十七,大顺军携连胜之威,经沙河、高碑店,直抵京师西直门外,然后用缴获的明军大炮轰击京师彰义门、西直门。当天,崇祯帝人生中最后一次上朝,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已经清晰地听见城外的炮声;想起风雨飘摇的社稷,崇祯帝潸然泪下,用茶水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后,便无奈退朝了。
退朝后,崇祯帝曾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崇祯帝姐夫)、新乐侯刘文炳(崇祯帝表弟),让他们率府中的家丁护送皇太子逃出城外,前往南京。巩永固、刘文炳惶恐不已,叩首称“亲臣不藏甲、臣等安敢有家丁”,崇祯帝默默无言,唯有流泪。
当夜,京师外城广宁门被守门太监(非野史中记载的曹化淳)献给攻城的大顺军,外城告破,大顺军随即汹涌入城,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登皇宫后的煤山(景山),远眺外城连天烽火、哀叹徘徊,很久后才下山。
三月十八,崇祯帝召集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让他们改穿百姓衣服,分别去外戚周奎、田弘遇家躲藏避难。皇嫂懿安皇后(熹宗张皇后)、皇后周氏、贵妃袁氏在崇祯帝的劝说下自尽(贵妃田氏已去世),住在寿宁宫中的两位公主则被崇祯帝亲手砍杀(其中长平公主幸而未死、昭仁公主伤重而死)。
处置好亲人后,已经是三月十九的凌晨时分,在心腹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崇祯帝脱下皇帝常服,换大帽衣靴,由上百名武装太监护卫,想要逃出城外。但崇祯帝连续绕行于东华门、朝阳门、安定门,都没能够出城,还被守城士卒发炮驱赶,只得转回皇宫。
此时,京师内城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分别被守门太监、文臣、勋臣等献给了大顺军,大顺军进入了内城,京师全城也告失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清晨,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王承恩的陪伴下,再一次登上了万岁山(煤山),脱下身上穿着的蓝色大袍、在上面亲书“朕登基十七年,虽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随即,崇祯帝于万岁山寿皇殿外的歪脖槐树上,解下衣带、自缢殉国,时年三十四岁。王承恩侍奉崇祯帝殉国后,也自尽殉葬。
崇祯帝自尽殉国的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在数万军队的簇拥下,自德胜门入京师外城,然后由降顺的太监王德化引导,经承天门直入皇极殿,成为皇宫紫禁城的新主人。
李自成进入京师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崇祯帝及其家眷;很快,在李自成的严令下,周皇后、懿安皇后、昭仁公主的遗体都被找到;同时也将自尽未死的袁贵妃、被砍断手臂昏死过去的长平公主搜寻出来,加以妥善安置。
而刚刚逃离皇宫的皇太子和定、永二王,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在出宫时就一并挟持,大顺军入城后,三位皇子都被当做投名状献给了李自成。
但崇祯帝本人的踪迹却一直没有下落,为了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不惜下达了“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藏匿者夷灭三族”的诏令,但统统没有结果。
直到三月二十一,崇祯帝的御马被人发现在万岁山下漫无目的吃草、且无人照看;大顺军由此推测,崇祯帝可能就藏匿在万岁山上;于是,诸人立即冲上山头,准备活捉崇祯帝,献给李自成后,得到“万金、伯爵”的爵禄重奖。
但当大顺军士兵冲上万岁山后,却愕然地发现:寿皇殿外的槐树上,挂着两个自缢的遗体,其中一位着单衣单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红靴,另一个穿太监服饰。经过召唤皇宫中的小宦官辨认后,才得知穿单衣者就是崇祯帝本人,另一位则是殉主的崇祯帝心腹太监——王承恩。
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自成耳中,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李自成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反而有些怅然若失;在他的命令下,崇祯帝的遗体被从万岁山上抬下来,用一块门板装着送到东华门外,随后,周皇后的遗体也从宫中抬到东华门,和崇祯帝放在一起。
起初,李自成命大顺官员用两口普通的柳木棺材装殓崇祯帝夫妇,将崇祯帝夫妇的棺木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护城河边,并搭起简易的灵棚,以便让前明的文武官员去拜祭故主。
不过,得知皇帝已经殉国消息后,能够不顾危险、亲自到崇祯帝灵柩前哭祭的前明官员只有三十人余人,来拜祭、没有哭的官员有六七十人;其余在京官员,或是根本不来哭拜,或是急匆匆过东华门,不做停留、看一眼就走了,社稷倾颓时的人心,莫过于此。
因为害怕大顺军的“秋后算账”,所以即使来哭祭崇祯帝的前明官员,绝大多数也不敢主动出面,为故主料理后事、安排丧葬事宜。最后,是勋臣襄城伯李国桢在哭祭完崇祯帝后,求见李自成,向李自成提出了“天寿山陵寝不可破坏、以天子礼仪安葬先帝、请妥善安置皇太子及二王”三个条件,李自成出于安抚京师人心的目的,一一答应。(李国桢稍后因为“追赃”被大顺军拷掠而死。)
李自成安置了崇祯帝夫妇的祭拜之事后,又加封被送交大顺军看管的皇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永王朱慈炤为“永平公”,别处安置,派人照看。皇太子也向李自成提出了“不惊我祖宗陵寝、礼葬我父皇母后、不杀戮我百姓”的请求,李自成照例同意。
三月二十三,李自成再次下诏,以天子礼仪改殡崇祯帝夫妇,换红漆棺木装殓崇祯帝,黑漆棺木装殓周皇后,以翼善冠、渗金袍、明黄靴等皇帝服饰改敛崇祯帝,以翟衣、凤冠改葬周皇后。
三月二十五,李自成下令“以帝礼祭、葬”,预备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灵柩下葬。可当大顺礼政府(礼部)官员奉李自成诏命,要为崇祯帝夫妇举行安葬之礼时,大顺礼政尚书巩焴才愕然发现,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居然根本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造身后的陵寝,想入土为安也没地方可埋!
大明自永乐迁都以后的制度,历代皇帝都需在昌平天寿山皇陵区修建陵寝,当初崇祯帝继位时,也是按照这个制度,给驾崩的皇兄熹宗皇帝在天寿山皇陵区内选址建陵,历时五年之久,才修好熹宗的“德陵”。
原本崇祯帝也应在天寿山陵区内,择吉地为自己建造陵寝,但之前已经说过了:一来皇陵区历经二百年历代大明皇帝的不断入葬,天寿山下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上佳吉壤”,作为崇祯帝本人的“陵寝”;二来,崇祯帝即位以来,连年战乱不休、内外交困,国库及内府帑银早就入不敷出、空虚无比,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为皇帝修建陵寝。
所以,虽然当了十七年的皇帝,执掌天下权柄,可这时候的大明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崇祯帝手头也窘迫不已,在应付不断的战争和天灾时恨不得将皇宫都抵押卖了,哪里还有余钱建陵。直到京师失守,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殉国为止,他也从来没有将建造自己身后陵墓之事付诸实施。
崇祯帝无处可安葬的尴尬事情发生后,巩焴立即向李自成上奏,请皇帝下旨,赶紧为崇祯帝加紧修造陵寝,安葬前朝皇帝,以安抚天下臣民。
可李自成正忙于派人接收北直隶、山东、河南、陇右、湖广等地,驻守辽西走廊、山海关边墙一带的前明驻军、官员也需要立即招降、安置;另外,京师中的前明中枢高官、勋臣、外戚等人也要展开“追比、责赃”,收缴赃银;这些事情,统统需要李自成出面协调、指挥、调派,哪里还有时间、精力、财力去给前朝皇帝盖陵墓。
于是,李自成否决了巩焴提出的给崇祯帝建陵的请求,让他自主决定,随便安排一下,找块空闲之地,将崇祯帝夫妇棺木安葬,也就算了。
巩焴接受了李自成的诏令后,算是将一个烫手山芋给留在了手里,无论如何安置崇祯夫妇的灵柩,都不是一个好差事(随意安葬了,天下人会说其刻薄,隆重安葬了,且不说葬礼费用从哪里出,李自成都要猜忌怀疑,巩焴是不是以此收买人心、或者说心怀大明)。
正当巩焴左右为难之际,有顺天府衙门内的知情人向礼政尚书大人奏报:崇祯帝夫妇的灵柩倒是有地方可以安葬,而且葬址也不算潦草失礼,只要落实好发丧的事情,其他的也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崇祯帝本人虽然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陵,但他的贵妃田氏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因病去世后,崇祯帝曾工部、顺天府、钦天监负责在天寿山陵区内,为田贵妃营建园寝。经过钦天监的寻找、卜测后,工部与顺天府回奏崇祯帝,已在天寿山陵区西南隅、大红门左侧的鹿马山(锦屏山)南麓,世宗、神宗后妃园寝附近,找到了一块比较好的吉地,可以用作田贵妃的园寝地。
崇祯帝看过地势图后,当即允准,可以在此为田贵妃修造园寝。当年,田贵妃的园寝就开工建造。经一年多的修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园寝的地宫基本上建好,崇祯帝下诏将暂厝他处的田贵妃灵柩于正月二十三葬入其内,随即封闭地宫入口。
当时,李自成已经从西安出兵东进,准备攻打京师,崇祯帝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继续田贵妃园寝的地面建筑修建工程,因此田贵妃园寝除了地宫之外,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
田贵妃下葬不过两个月,崇祯帝便自缢殉国了,因为在世时没有给自己建陵,所以一时间无法下葬。而巩焴因为要给崇祯帝安排下葬礼仪、却找不到合适的葬地,当初曾经负责田贵妃安葬事宜的顺天府知情人不失时机地向巩尚书献计,表示完全可以将崇祯帝夫妇一起安葬到田贵妃的园寝地宫中去,这样也算是将先帝葬进了天寿山皇陵区,和祖宗们在地下团聚,一举两得。
对于这个提议,巩焴当然没有任何异议,甚至大喜过望,总算是可以解决这费力不讨好的难题了。于是,礼政尚书召来了直属下属、大顺礼政府主事许作梅,让他负责联系大顺朝廷的顺天府(其实就是前明顺天府归顺而来),拜见顺天府官李票(即李纸票、大顺政权的成员、非前明官员),以顺天府全权负责安葬崇祯帝夫妇之事。
许作梅拿着巩焴签发的公文,立即前往顺天府,拜见府尹李票,呈递公文后,按照上官的吩咐,请求顺天府落实给崇祯帝发丧、运送灵柩至昌平天寿山下葬的事宜。
而李票得到礼政府下发的这个办事公文后,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此时,大顺政权已经开始大规模“追比”在京的前明高级官员、勋臣、外戚,而顺天府就是主要的执行者;追赃岂不比安葬一个亡了国的前朝皇帝要有油水得多!
但李票还没到可以和堂堂礼政尚书去顶牛的地步,对奉巩焴之命、拿着公文前来请求执行公务的许作梅不敢推搪,但也不想在这“追比”的关键时刻拨出大量人手去搞什么安葬前朝皇帝的不讨好差事;于是,李票直接将礼政府的公文下发给负责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的昌平州署,令昌平州官员听从礼政府主事许作梅的调遣,动用官银雇佣民夫,开启田贵妃园寝地宫,葬崇祯帝后梓宫于内;并规定了安葬日期——四月初三发引、初四下葬,毋违时刻。
礼政尚书、顺天府尹可以逐级撂挑子,但许作梅官职低微,无法推脱,只得又拿着顺天府的行文,赶往昌平州衙寻找当地官员接洽。但京师的动乱已经影响到昌平当地,局势动荡之下,前明昌平州衙的官员大多弃官而逃,六房属吏也藏匿走散大半,许作梅抵达昌平州衙后,只有署理昌平州吏目(相当于秘书室代理秘书长)赵一桂一人出面接收了顺天府行文。
局势混乱之下,昌平州官衙内的库房早就“钞库如洗”,一两公帑都没留下,根本没能力承担给崇祯帝夫妇下葬的重担。赵一桂如实和许作梅沟通后,立即带着工房吏员冯朝锦,火速赶到京师,向上官李票禀告了实情,请求顺天府拨出专款,用于安葬崇祯帝夫妇。
府尹李票又不是前明的官员,对崇祯帝根本没有感情,于是不同意拨款,而是向赵一桂出具了盖有顺天府关防大印的批文:“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纳捐者酌情抵扣本年两税及各饷”,算是回复。
赵一桂见顺天府一毛不拔,只得拿着批文又回到昌平,并贴出告示,在州城内组织民户募捐,为先帝落实下葬之事。经过几天的募捐,昌平州内的富户或乡绅共计十人应捐,其中刘汝朴等四人捐六十千文、白绅等两人捐三十千文、赵永健等四人捐二十千文;合计三百五十千文,折官银大约二百三十三两六钱。
捐款落实后,三月二十九,赵一桂会同许作梅先期雇佣民夫赶赴天寿山陵区鹿马山南麓,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封土挖开,经过连续四昼夜的赶工,清理出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甬道;四月初四清晨,地宫石门完全露出来。
在清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同时,许作梅也赶回了京师,呈文礼政府、顺天府,请上官们安排人手,将崇祯帝后的梓宫运送到昌平来,以完成安葬仪式。四月初二晚,崇祯帝与周皇后的梓宫以牛车载运,送抵昌平州巩华城;四月初三,梓宫被移到城东门外关帝庙内存放;王承恩的棺木也随运而来。
四月初四寅时,在田贵妃园寝工地中的赵一桂先命民夫打开了地宫的两层石门,然后在园寝前的空地上搭好了祭棚三间、小棚两间,并预备了素供、猪羊等祭品。
当天申时,崇祯帝后及王承恩的棺木由许作梅监运,抵达田贵妃园寝外,帝后棺木停放于祭棚中,王承恩的棺木另外放在小棚内。赵一桂和许作梅率诸人一起给崇祯帝后的梓宫举哀致祭,送了崇祯帝最后一程。
随后,赵一桂和许作梅亲自监督民夫,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梓宫送入了地宫内,摆放到地宫后室石床之上。崇祯帝的红棺放置于石床正中,周皇后的黑棺则放在石床左侧,田贵妃的棺木则摆在右侧。至此,原属田贵妃园寝,就成为了崇祯帝的安身之陵了。
梓宫安置好后,赵一桂和许作梅在石床前摆好香案、祭品,点起万年灯,随后将两道石门关闭,甬道也再次回填;王承恩的棺木则埋在了田贵妃园寝的左前方。等到全部安葬工程完成,已是晚上戌时了。许作梅连夜便返回了京师,向礼政府和顺天府汇报崇祯帝梓宫的安葬事宜。赵一桂则留在现场,仔细核算崇祯帝安葬祭祀典仪中,所支费用的明细,以便向应募的昌平富户、乡绅们报账(也算有始有终)。
对于募捐而来的款项,赵一桂精打细算,一点也没有浪费(当然也没结余),三百五十千文、约合二百三十三两六钱官银,其支出明细为:开挖和掩埋甬道的民夫工钱银二百两(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土方全部挖开,然后又埋上,工程量和用工量可想而知);搭祭棚用工钱、材料钱合四两五钱;纸札祭品用银一两八钱;祭品用猪一口、银四两五钱;用羊二只、银一两六钱;素供用二桌、银一两;民夫伙食饭银一两(菜品即用祭品猪羊即可);夫役赏钱银二两四钱;请石匠开启关闭地宫门(兼打造拐钉)用银五钱;运送灵柩杠夫酒饭用银五两五钱;买捆扎细绳用银四钱;香案、供桌木工材料用银四钱;灵棚拆卸打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监祭官员饭钱用银一两一钱(这是单独请许作梅用餐的)。
四月初六,赵一桂向昌平城内捐银的商贾富户们报账后,又和他们再赴崇祯帝的陵寝地,为崇祯帝行奠礼,礼毕后,赵一桂找来上百名当地村民,为崇祯帝简陋的坟茔培土起封(之前田贵妃园寝没有起太高的封土);随后,赵一桂和昌平生员孙繁祉又一人捐银五两,买来大批青砖,在封土四周筑起了五尺高的砖墙,崇祯帝的身后陵墓这才稍有规制,不至于太过寒酸荒凉。
一个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惨败于明将吴三桂和清军之手,随即撤出占据了四十二天的京师,返回西安。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由辽西走廊开进了京师,成为中原大地新的主人。
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大夫和广大缙绅,多尔衮进驻京师后,下令官民百姓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将崇祯帝的陵墓命名为“思陵”,按照帝王仪制为思陵增修地面建筑。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地面建筑初步完成,这是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的第十三座、也最后一座帝陵。
以帝王礼制改建思陵后,清朝再一次打开思陵地宫,更换了崇祯帝夫妇的棺椁,添置了符合皇帝身份的随葬品,让崇祯帝在地下享受到皇帝的体面。
增修思陵地面建筑的工钱、材料钱大约是四千两白银左右,和其他天寿山下的皇陵相比,这个建陵用度实在是太寒酸了(例如熹宗的德陵,其工程用度超过了百万两,而德陵,在天寿山帝陵中,只属于最低档次的皇陵仪制);不过,圉于国家破碎、社稷倾颓,亡国皇帝在身后还能有符合身份的安息之所,也不必苛求什么了。
四千两白银的建陵用度中,一千五百两是皇陵区内原本的香火田租银,由清朝收取后,顺治帝特别下旨拨付而来;一千五百两是清军入驻京师后,前明降清的文武官员、太监捐助而来;而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剩下的一千两,是已降清且受封为平西王的前大明宁远团练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所捐。
清朝入主中原后,对天寿山明皇陵区妥善管理,十三座帝陵均设司香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守陵民户)八户,给香火田(房屋、耕地)若干,让他们照看所负责的帝陵;每年春秋二祭,清朝都会遣太常寺官员到明诸皇陵中祭奠。工部也会在每年的固定时期,派人赴明诸皇陵,检查各陵的建筑、封丘,定期修葺。这些待遇,思陵全都享受。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乾隆帝下诏重修明十三陵已经残破的地面建筑,思陵再一次扩建,陵门、祾恩殿、宝城、明楼等建筑全部翻修一新,还加建了围墙。长眠于思陵宝城封土之下的崇祯帝如果地下有知,其心中的悲怆、怨恨、不甘,稍稍可得宽慰了。
5. 一个字形容广东?
广东省
《吕氏春秋》称“百越”,
《史记》称“南越”,
《汉书》称“南粤”,
“越”与“粤”通,简称“粤”,
泛指岭南一带地方。
但以上只是地理上的称呼,
作为在广东工作生活的人,
如果让你用一个字
来形容广东
你会用?
让我们现在看看
网友的选择有哪些
选择一:
说起广东美食,东边潮汕的潮菜,西边湛江的海鲜,广州西关的美食,佛山顺德的鱼生等等......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更别说天南地北各国菜式在广东都能吃得到了。
但如果用“食”来形容广东,小编还是觉得缺点说服力,毕竟“众口难调”,要说美食能够代表咱大广东在全国的地位,其他省市怕也会不服。
选择二:
时刻走在改革前沿的广东省,与全国相比,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领先全国,继续发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和支撑作用。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广东虽是“先富起来”了,但咱的目标毕竟是“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所以说广东“富”,也只是暂时的,何况其他省市也在广东后面紧紧追赶,故“富”字好像也不太合适......
选择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网友你是认真的吗?
看过了网友们的选择,小编貌似没有找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用这个字来形容广东,那就是——
没错,身在广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快!
发展快、节奏快、出行快,就连咱广东建设“数字政府”的步伐,也快人一步。
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到2016年提出“数字经济”再到今年提出的“数字中国”,广东在数字化进程中总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前天(8月29日)适逢咱广东的办事神器——【粤省事】小程序发布100天,省公安厅还特意送上“110项办事服务”大礼包作为献给广东人的一份大礼。
免去1180项信息填报,减少258项材料提交,预计可节约群众超70%办事成本......这些举措带来的无非就一个字——快!
让咱老百姓办事更快,节约更多时间,真正让体会到“数字政府”改革带来的巨大便利。
对此,咱广东网友可谓一片叫好:
据统计,随着“广东公安·智慧新民生”110项服务的上线,加上此前第一批上线的41项服务,公安类服务共上线151项,截至目前“粤省事”所覆盖的整体服务事项已达265项!
于是有网友表示:对广东人羡慕嫉妒恨啊~
那么省公安厅这次新上线的110项民生服务到底有哪些呢?
别急,小编已经为你整理了最全版本的110项服务说明,戳图↓↓↓
建议长按保存或收藏查看
据介绍,110项民生服务事项优化方案,涉及14个省直部门的69类共享数据,涉及应用8个省直部门的22种电子证照。总计上线“粤省事”的151项公安服务事项中,104项实现“零跑动”,47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以此次新上线的六年免检线上办理服务为例,每年约可让群众少跑累计40万次窗口,节约7000万分钟。
在广东办事,简直不要太快!
在广东的朋友们仅需戳戳手指扫描上葵花码,在“粤省事”小程序首页点击进入“广东公安·智慧新民生”专区,就能在线预约或办理各项公安类业务。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对8月29日上线“粤省事”的110项公安民生服务事项表示肯定,称赞“数字政府”运用“互联网+”思维和高科技,给群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了极大便利,少跑腿、快办事。
“很多事项办理和预约都不需要跑腿了,直接在手机上通过‘粤省事’小程序来解决。”“的确很省事!”曾德雄说。
根据数据显示,此次“广东公安·智慧新民生”110项服务上线仅两天(截至8月30日),就有391,945人访问【粤省事】小程序,累计访问量达3,104,095次,业务查询办理量达159,814次!
“从‘最多跑一次’到‘争取不用跑’。”广东省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未来,一是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数据库服务好老百姓,二是要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预计今年年底,243项公安服务将全部上线,实现公安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
未来,随着新一代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相信咱广东“数字政府”改革一定会越来越深入,群众的办事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快。
让我们一起为大广东的“快”,点个赞吧!
6. 有哪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安,古称长安,这个千年古都与意大利罗马、希腊雅典、埃及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说起西安,大部分人都会想起十三朝古都,西周、秦、西漢、新、東漢(獻帝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個王朝先后都在这里建都,它作为都城时间长达1140年。
那么这个千年古都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留下哪些遗迹?当然,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留下的不仅仅是这些遗迹,还有很多潜在的东西,这里只列举一些遗迹,所以不服不要来喷哦!!
秦兵马俑
说起西安,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秦兵马俑,它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1962年,考古人员绘制出了秦兵马俑的第一张平面布局图,面积相当于70多个故宫之大,可想而知,当面建造兵马俑时耗费的人力、资源是多巨大。
秦兵马俑更是很多外国元首来访中国时定要参观的地方,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曾说:“不看兵马俑,等于没有真正到过中国。”
钟楼
钟楼原来是在广济街口,到清朝时才挪到现在的位置,也就是市中心。以它为中心辐射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分别与明城墙东、南、西、北四门相接。作为古都,这钟楼算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了。
古城墙
西安城墙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从隋唐至今已有1400年历史。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登上城楼,既能俯瞰西安风光,还可以在城楼上骑单车,观看城楼上的精彩演出。
大雁塔
大雁塔,又名原称慈恩寺西院浮屠(浮屠即塔的意思),是中国唐朝佛教建筑艺术杰作。唐朝永徽三年,起初是玄奘为保存佛经而建造的塔,后曾多次遭到损毁,现在的造型是五代后唐年间建成的。
梁思成评价大雁塔是树立一座庄严的纪念物。
小雁塔
小雁塔,也被称作荐福寺佛塔。小雁塔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是唐代古都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重要的标志,因为规模小于大雁塔,并且修建时间偏晚一些,故而称作小雁塔。最高的两层在此后的地震中被震毁,相传此塔曾在地震中三次开裂,又三次自动复原。清代康熙年间,以小雁塔为主的“雁塔晨钟”被列为关中八景之一。
大明宫遗址
既然是遗址,大明宫其实早已不复存在,唐朝末年,整座宫殿毁于战火中,就好像圆明园那样,也只剩下了遗址也像世人诉说自己曾经有多辉煌。唐大明宫是举世闻名的唐长安城“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中规模最大最辉煌的一座,成为“东内”。
大明宫的面积是故宫的四倍!虽是遗址,并无任何宫殿建筑,但通过公园内各宫殿遗址上介绍牌和模型的介绍,还是能想象出唐朝时将会何其壮观。
阿房宫遗址
阿房宫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被誉为“天下第一宫”。与万里长城、秦始皇陵、秦直道并称为“秦始皇的四大工程”。杜牧曾经写过《阿房宫赋》,认为它是被项羽焚烧,不过项羽到底有没有烧毁阿房宫,现在考古学界认为是没有的。
阿房宫,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只剩残垣。
碑林博物馆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为保存唐开成年间镌刻的《十三经》而建立起来的碑石集中地,后来历朝都有添加,重点藏品为中国古代书法名碑及汉唐时期石刻雕塑精品。
这里很多碑石被学书法的人称之为神品,逸品,看到碑文上的书法,有种觉得自己的字实在是丑爆了的感觉。
清真寺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始建于明初(14世纪末),现存主要建筑仍是当时遗物。穆斯林信徒们每天听着清真寺的报时广播,定时定点来这里朝拜。
华清宫
华清宫自古以来就是皇家游览沐浴的胜地,据说曾经是是杨贵妃沐浴的地方。相传西周的周幽王就曾在这里建离官。这里遗留有比较完整的周、秦、汉、唐、明、清等历代文化遗址、园林景观、古建筑及古树名木等文物资源,尤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缠绵的爱情故事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蜚声天下。
曲江池遗址
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为人工挖凿屈曲的湖泊而得名。唐代此地宫殿连绵,楼阁起状,每逢上已(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重阳(九月九日)皇室贵族,达官显贵都来此游赏。
如今这片人工湖,对于少水的西安人来说,是一个优美之地。
兴庆宫遗址
兴庆宫是唐玄宗朝代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和他的爱妃纪杨玉环长期居住的地方。今日的兴庆宫公园,是1958年为配合交通大学整体西迁,在原兴庆宫遗址地修建的。
大唐芙蓉园
早在历史上,芙蓉园就是久负盛名的皇家御苑,隋文帝开皇3年(公元583年),就于此修建了“芙蓉园”。
青龙寺
青龙寺,又名石佛寺,中国佛教密宗寺院。青龙寺初创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当时称灵感寺。唐代中期,有不少外国僧人在此学习,尤其是日本僧侣。青龙寺在日本的地位很高,被奉作圣寺。
据说青龙寺是为了纪念遣唐使而建造的,寺里有当年日本高僧种下的樱花林,每年的4月到5月是樱花开放的季节,听说很漂亮和很壮观。
都城隍庙
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原址在东门内九曜街,明宣德八年(1432年)移建现址,是当时天下三大城隍庙之一,统辖西北数省城隍,故称“都城隍庙”,一个都字,尽显了领导地位。
兴教寺
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为迁葬唐高僧玄奘遗骨而修建。玄奘圆寂后,原葬在西安东郊浐河东岸的白鹿原上,公元669年,迁葬现址,并修寺建塔以资纪念,因唐肃宗题塔额“兴教”二字,故名,现除玄奘、窥基、圆侧三塔尚存外,其他建筑于清同治年间悉被兵火焚毁。
华严寺
华严寺始建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古“樊川八大寺院”之一。北宋以后渐趋衰败,明朝虽经修葺但规模已非旧观。清朝乾隆年间少陵原一部分崩塌志内殿宇全被摧毁现在仅有两座砖塔。
卧龙寺
卧龙寺创建于汉灵帝时(168年—189年)。隋朝时称“福应禅院”,距今已一千八百多年。
——本回答为西安鼎昂数字货币智能量化全自动炒币机器人(历时收益,数据核对,实况直播)公司整理。
7. 为何古人说宁可野宿荒坟?
俗语“宁可野宿荒坟,不可夜居古庙”,这句俗语还有个简化版:“宁宿荒坟,不住荒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古庙比荒坟还可怕吗?不瞒你说,古庙还真比荒坟可怕,这是个人性的问题。
宁宿荒坟荒郊野外的坟地,人迹罕至,你所害怕的,无非是谁也没见过的鬼怪妖狐,你只要可知内心的恐惧,荒坟也就没啥好怕的,这就跟鬼永远不会入侵被窝是一个道理,你一个人在家睡觉,怕死了,用被子往头上一蒙,顿时满满的安全感。
鬼神之说,无非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害怕鬼怪的主要因素,在于心理,内心坦荡荡,鬼神也不会找你麻烦,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另外有说鬼怕恶人,你越善良胆小,越会被鬼怪(小人)纠缠不休,你如果真遇到鬼了,大起胆子和他硬怼,鬼一看:我去,遇到硬茬儿了,惹不起惹不起,告辞!
另外,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在野外过宿,坟地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中国人自古就很在意阴宅风水,坟地通常处于较高的位置,背山面水,比较开阔,这样即便是夜里下雨吹风,后有山可以挡风,也不会积水。
这样,天灾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再者,荒郊野外,人迹罕至,基本上不用担心人祸,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妖魔鬼怪,他们的可怕,也远远比不上人心的可怕。
不住荒庙荒坟和荒庙比较起来,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荒庙更舒适,更有安全感,因为荒庙哪怕再破败,也有墙有顶,不畏风吹雨打,但你要知道,除了你会选择荒庙以外,其他人也会选择这里过夜。
打个比方说,古代行人夜晚选择荒庙过夜,就相当于现代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天桥下面过夜一样,天桥下过夜的都是些什么人?形形色色,各路人都有,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但是彼此都是陌生人,你不了解他们都是怎样的人,所谓人心叵测,搞不好其中就有亡命之徒。
古代的荒庙也一样,夜晚共同到荒庙里凑合的,你不知道是哪里的逃犯,哪座山的山大王,哪个地方的军阀,而且荒庙里本身可能还有和尚,这些人加在一起,真会比坟地安全吗?显然不可能。
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妖魔鬼怪,他们的可怕,也远远比不上人心的可怕。
我们来看看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可怕的荒庙。
文学作品中的荒庙最著名的就是《水浒传》,前有赤发鬼醉卧灵官殿,赤发鬼刘唐是什么人?土匪啊!他这一趟是为了找晁盖,商量截取生辰纲的事情,堪称亡命之徒吧,你要同在灵官殿,看到他的模样就吓得半死。
再有林冲风雪山神庙,林教头当然是好人,但他在这山神庙中,却惨遭陷害,差点丢了脑袋;再武松血溅鸳鸯楼后,也逃到小古庙里面过夜,结果半夜被人给绑了,后来还遇到飞天蜈蚣等事,就不赘述了;鲁智深到瓦罐寺里面借宿,遇到崔道成、丘小乙这一僧一道,两个恶魔,也是一场好战。
你想想,武二郎、花和尚都有人敢绑,何况你我乎?
《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在古庙中遇到怪事儿的,像聂小倩这种狐精、山魈这种怪物就不说了,这属于妖魔鬼怪的范畴,就说《布商》,一个行脚商,到寺庙里借宿,结果遇到一群恶和尚,不但劫财,还要人命,若不是红衣女子显圣,引来防海将军,布商恐怕当场去世。
等等许多古代文学中,凡是写到夜晚、古庙,那十之八九是一段惊心动魄、腥风血雨,可见荒庙的可怕之处。
“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三人不抬木”,和这句“宁宿荒坟,不住荒庙”一样,都是说的人性,你一个人独行,在古庙留宿,同住的陌生人也许看起来文质彬彬,有礼有节,也许他本身也是一个好人,但许多悲剧都发生在“见财起意”四个字上。
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宁宿荒坟,不住荒庙。
本站涵盖的内容、图片、视频等数据系网络收集,部分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ynstorm@foxmail.com 谢谢支持!
1. 香山红色大本营,为何需要海禁来抗击倭寇呢?
其实朱棣年间的七下西洋,和朱元璋时期就制定下来的“海禁”制度之间并没有联系,下西洋虽然是证明大明国力以及造船技术强大的直接证据,可是海上战斗力强大,也不代表朱棣就会解放海禁。
从元末以来,倭寇之乱就一直持续到明朝中期,这期间所有的战斗几乎都是在陆地上打的,和海战没什么关系,直到嘉靖年间,名将戚继光出马,以海军和以海商为代表的倭寇队伍开战,兵锋一直打到了越南地界,彻底把危害了嘉靖朝数十年的倭寇全数肃清了。
七下西洋是历史上远洋航行的一次盛举,比哥伦布到达美洲还要早八十多年,被誉为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开始朱棣继位后,以朱元璋时期建立的南京龙江宝船工厂为主,开始建造大船,一年之内就建了一百多艘,永乐三年,文治武功都已具备的明成祖朱棣,开始把目光指向了更加广阔的海洋,先是在翰林院内设立“八馆”,专门挑选科举士子们训练通晓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再在江苏、南京、福建三地建造宝船,精挑细选了一批外交人才,在多方考察后,选定了心腹太监郑和为外交使臣,准备出海事务。
当年七月,郑和率领由三万多人、六十二只宝船组成的船队,带着大量丝绸、瓷器、铁器和布帛,自江苏太仓出发南下,途径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印度等国,此后二十九年里,郑和七下西洋,行程遍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非洲东海岸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个地方,郑和都会向当地国王赠送天朝皇帝所赐予的礼品,以表示建立与其外交的心意。
郑和的七次西下,大大地开拓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地理认识,画师所画的《郑和航海图》、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些书籍画作,详细地记载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就连当地的奇珍异兽、琐事趣闻、马戏技艺等都记载得一清二楚,是当时国人认识世界的绝佳读物,也是政府了解帝国周围环境的指导性文件。其中《瀛洲胜览》,由于记载详细,更成为了清朝张廷玉修纂《明史》的参照资料。可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耀武扬威,而是为了交通各国,战事只是旁支末端:
虽然《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一是为了找寻消失的建文帝下落,二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但也不得不承认,郑和的军队是“不服则以武慑之”,除了一些不服号令、眼红金银而打劫船队的人外,郑和的军队基本上是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郑和西下最主要还是示以友好,和当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其活动也得到了当地国王和百姓的认可,纷纷为其建造纪念馆以纪念郑和,直到今天,爪哇的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泰国的三宝寺等文物古迹,无一不彰显着郑和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欺人;既然武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朱棣自然也不会在海军上多下功夫,就算是郑和以武力去处罚不服从的部落首领,也多是在陆地上进行。事实上,倭寇虽然自海上来,可他们并不是海盗,所侵略的目标也基本都是福建、山东这些沿海地区,抢完就跑,同样也是在陆地上进行的。在明朝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像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既然能造成远赴重洋的宝船,自然也能造出用于战事的战船,尤其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所俘获的对手数百艘战船,是日后大明战船的基础模型,可见当时的明帝国是有能力制造出战船的,可是朱元璋为什么还是实行海禁呢?
朱元璋实行海禁的目的,不是为了倭寇,而是为了防止沿海一带叛乱的兴起,扼杀之前对手的势力,同时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片板不得下海”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自战国时期就有以海外贸易为生的商人集团,汉武帝时期更是开辟了与西域丝绸之路相对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中就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帝国船队已经远航到了印度洋一带,经过了苏门答腊、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斯里兰卡等国,而且汉朝和罗马帝国的贸易往来,除了西域丝绸之路外,以斯里兰卡为中转站的海上丝绸之路才是重点。
到了东晋时期,由于衣冠南渡,东南沿海的船支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而东南沿海的经济收入,也成为了当权者用于剥夺的最佳选择,在征税过于频繁以至于商人们无法负担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东南沿海的商人开始组建军队自保,和朝廷对抗。琅琊人孙恩就四次占据海岛起兵反晋,一直坚持到东晋灭亡前夕,孙恩、卢循的势力才被刘裕给歼灭了。
同样的,元朝末年也是一样,当时占据东南地区的群雄普遍拥有商人的出身,或者是和商人有着紧密联系的,像方国珍、张士诚都是。而朱元璋出身于穷苦百姓,在他心目中,农业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加上自古以来商人重利的劣根性,让他很难相信商人,尤其是东南沿海那些和外国人接触频繁的商人,更让他害怕“通敌外国”这种情况的发生,像大明最后一个丞相胡惟庸,他最后被定的罪里,首要一条就是“外通日本”。
此外还有那个传说中拥有聚宝盆,富可敌国的吴县沈万三,同样也遭到了朱元璋的忌讳: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乃释秀,戍云南。也就是因为这样,朱元璋才会大力控制沿海商人的活动,除了设立卫所,以三十万军队驻守沿海,打造一条海防长城之外,还把撤销了自元朝以来,专门用于海外贸易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压制住商人的发展,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势力:
明兴,高皇帝即位,方国珍、张士诚相继诛服,诸豪亡命,往往纠岛人入寇山东滨海州县。而对于日本,朱元璋还是吸取了前元两次征讨日本不成,反而损兵折将的教训,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元朝的海军是很强的,仅灭亡南宋的时候就出动了战船一千余艘,运粮船三千余艘,征日本时,前后两次共出战舰五千余艘,大军数十万,还包括了善于水战的南宋降兵,可最后还是在台风和海啸的恶劣环境下吃了亏,大军十不存一,狼狈地逃了回来。
以元朝忽必烈时期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尚且无法拿下日本,何况是战乱连年,百业待兴的大明初期,而且朱元璋也不是没试过以海军对付倭寇,在洪武十六年的时候就下令福建建造战船五百艘、广州一千艘,一起去倭寇滋扰最严重的浙江捕倭,结果还是不了了之了。在朱元璋规划里,心腹大患是残存的蒙古势力,不是日本,所以朱元璋才会采取被动防御,而不是主动出击。
所谓的海禁,其实在朱棣时期就已经开始解除了,之后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百多年,直到隆庆开关,才彻底废除了海禁事实上大明王朝的所谓“海禁”,并不是我们认为地那样闭关锁国,而是将东南沿海的商家们统一归入朝廷设立的市舶司管理,统一征税。对明朝来说,为祸东南沿海最严重的并不是从日本来的倭寇,而是在当地有家财、有家业的海商们。
朱棣时期为了给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同时也为了加强朝贡体系,将朱元璋时期封住的泉州三处市舶司又给重开了,而这段时间里,从日本来的倭寇案件虽然时有发生,但都是小打小闹,大明和日本也建立起了朝贡贸易,双方还算是和平相处。
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东南沿海的商人因为感到自己做生意的利益大多都被朝廷安排的市舶司收了去,自己一趟下来并不能达到自己预想的收入,于是就开始走私了,将货物脱离市舶司自行贩卖,不让朝廷抽水。走私问题使得朝廷在东南的关税骤然减少,影响到了国库收入。
所以自宣德皇帝朱瞻基之后,正统帝朱祁镇、景泰帝朱祁钰都实行过大力打压走私的政策,结果引起了海商们的抗议,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正统十二年,福建、泉州、广州爆发的邓茂七起义。这次是大明开国以来规模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次起义,史称“控制八闽,三省震动”,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朝廷不得不将北方各处卫所的精兵调入南方,使得北方防务空虚,被瓦剌也先乘机而入,并造成了正统十三年的土木堡之变。
到嘉靖年间,大明依旧实行海禁,而且由于正德、嘉靖皇帝个人生活奢靡,对于东南地区的税收也是一加再加,这样势必影响到商人们的收入,辛辛苦苦跑一趟不说,关键是大头还得被朝廷收去,用自己的性命去供那些王公贵族花钱如流水的挥霍,所以商人们对开放海禁的呼声与日俱增。那个被日本人奉若神明的海盗王直,他最大的心愿不过就是解除海禁,开放自由贸易而已,他们不是不愿意交税,只是至少不要收那么多。
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解放海禁,有利于平息当地商人的怨气,可如此一来势必影响到朝廷的税收,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其结果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倭寇问题最为严重,但这不是来自于日本的倭人作乱,而是东南海商、葡萄牙人、百姓联合起来反对朝廷的情况。著名的“阳明心学派”的首脑人物欧阳德就曾经进谏过,说“以海禁防海盗,犹如抱薪救火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放海禁才行。
请注意,欧阳德所说的是“海盗”,而不是“倭寇”,指的是沿海一带有商人背景,却因为朝廷税收过重而不得不下海的海盗们。
总结:郑和的西下西洋虽然证明了大明有着强大的水师,可是并不代表就能解决倭寇,元朝的海军够强了,能在海上灭亡南宋朝廷,可依旧解决不了日本,而海禁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防备倭寇,而是为了增加税收,防备东南商人敛财肥己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建国以来的精锐士兵都折在了战场上,导致了以后不管是对待蒙古还是对待东南,朝廷大多只能采取防御手段,一直到嘉靖朝戚继光这位名将的横空出世,才使得东南倭寇的气焰得以压制,否则的话,大明很可能都撑不到崇祯时代。
这从中也可以发现:大明并不是没有力量去解决东南祸乱,只是自古以来帝王自身的多疑性格,对武将的忌惮,采取以文制武,导致了一大批不懂武事的文官、太监在前线瞎指挥,影响了武将们的发挥而已,只要放开手脚让武将干的话,其战斗力是十分惊人的。戚继光的戚家军就是避开了采用朝廷那些好吃懒做的士兵,自己在浙江义乌收编的勤恳农民为主力,加上没有文官、太监的掣肘,这才能成为大明帝国中后期的护国基石。
作者/一贰一橙:天文地理,一概不懂;古今中外,都靠瞎掰,主要百度,然后乱编,喜欢点赞!2. 广东省清远市有哪些名人?
清远市的历史名人,比较多人知道有向秀丽和朱汝珍,有些是比较少人知道的.这是分享哥最近搜集的清远历史名人的第六期人物,这期要讲的是传奇人物——工农红军首位飞行教官冯达飞。清远分享哥,最近都会持续更新清远历人物!
冯达飞(1899~1942)
冯达飞,又名国琛,广东连县人。民国8年(1919)在连州中学读书时,参与组织学生--,声援北京“五四”-。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陆军测绘学校,后转入西江讲武堂学习。
民国11年毕业,任粤军中尉军官。民国13年辞职考入黄埔军校,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翌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3月被派到广东航空学校学习,7月赴苏联留学,民国17年毕业回国。
翌年夏奉派到广西,先后在张云逸领导的教导总队任教员和警备第四大队任连长,在连队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士兵委员会。
同年12月11日,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任红七军二纵队二营营长。其后,有2000多土匪袭击百色。当时,留守部队只有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冯达飞和教导大队大队长许卓等率部英勇还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民国19年(1930)3月,敌军以4个团的兵力,向右江革命根据地进犯。红七军前委根据敌强我弱态势,决定向黔桂边进发,开展游击战争。同年5月1日,冯率部攻下贵州榕江县城,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随即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城。
9月,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右江,强令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冯达飞率二纵队第二营为先遣队,离开右江到达河池后进行整编,冯任整编后的二十师五十八团团长。因敌众我寡,进攻中屡受挫折。他根据张云逸、邓小平指示率部到粤北待机与毛泽东、朱德的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到达粤桂边的桂岭,缩编为两个团和一个教导队,冯任教导队队长。
翌年2月,与兄弟部队攻克连县后,渡过乐昌河,向湘赣边挺进,冯又任五十八团团长。3月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率领教导队和五十八团大部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与王震率领的红军独立师三团会师,后又与李明瑞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连续攻克安福、茶陵、安仁、袁州等地,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同年7月后,历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红八军代军长、红军大学第四分校校长等职。
民国21年3月,奉调进中央苏区任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地方干部科科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红军大学炮兵科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大队长。
想了解更多清远名人历史,欢迎关注清远分享哥!
3. 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长城[cháng chéng]
中国古代第一军事工程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4个义项
特色词条 | 本词条按照特色词条指南编辑并维护
贡献维护者 小尺
长城(The Great Wall),又称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发生在首都镐京(今陕西西安)的著名的典故“烽火戏诸侯”就源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互相防守,长城修筑进入第一个高潮,但此时修筑的长度都比较短。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秦始皇连接和修缮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1]。明朝是最后一个大修长城的朝代,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长城多是此时修筑。[2]
长城资源主要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区市。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度2000多千米,陕西省境内长度1838千米[3][4][5][6][7][8][9][10][11]。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的全国性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8千米,秦汉及早期长城超过1万千米,总长超过2.1万千米。[12]
1961年3月4日,长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987年12月,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14]
中文名
长城
外文名
The Great Wall
地理位置
中国北方
总长度
21196.18千米
建造时间
西周至清
文保级别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价 值
世界文化遗产
荣 誉
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
建议游玩时长
2—3小时
适宜游玩季节
春夏秋为宜
所属国家
中国
所属城市
华北,西北,华中等(图文来源百度百科)
4. 为何最后还能葬于明十三陵?
大明永乐五年(1407年),明太宗(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在京师(南京)驾薨;当时,工部官员向成祖陈奏,请于紫金山太祖的孝陵附近,为皇后挑选陵寝地址。
太祖当年建孝陵时就有制度—“帝后合葬”;假如徐皇后的陵寝建在紫金山的话,那么成祖若干年后驾崩,必然会同徐皇后合葬,也会落葬在京师(南京)。
但成祖自靖难成功、登基称帝以来,一直有将国都迁往自己为燕王时的大本营——北平顺天府(北京)的心愿,如果在南京修陵,那么将来迁都之事就得泡汤;于是,成祖否决了工部的请求,不在紫金山附近挑选皇后的陵寝地址,而是派礼部尚书赵羾与自己的亲信术士廖均卿(还有王贤、王侃、吴永、马文素、曾从政、刘玉渊、游朝宗等术士),前往顺天府,在北平顺天府所辖的州县内,选择合适的陵址,作为皇后、以及自己将来的万年吉地。
成祖这么做的本意,是向朝野、群臣、万民公开宣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修造在顺天府,就是大明将要迁都北平顺天府的先兆。
赵羾、廖均卿等人奉旨北上,抵达顺天府后,立即展开了勘探工作;经过一番仔细走访后,他先后找到了几处上佳的吉壤,位于顺天府以西的玉泉山、潭柘寺、香山等地,另有口外的屠家营、昌平羊山狼儿峪、燕家台各处,也都卜选到了合适的吉壤。
赵羾、廖均卿、王贤、王侃等勘定了诸多陵址目标后,先后向成祖发出奏疏,将卜选好的地址以及风水图绘制成册,交由皇帝亲自审核。但成祖对以上预选的陵址都不满意(或是名称不吉,例如燕家台,音同“晏驾”;或是地势不够宽敞,后世子孙没有了建陵的余地,比如潭柘寺附近),统统加以否决,命诸人继续找寻合适陵址。
诸人无法,只得继续在顺天府附近找寻合适的陵址地。直至永乐七年(1409年),王侃、吴永二人在顺天府昌平县治以北约二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名叫“黄土山”的地址,各方面都符合成祖的要求,于是所有风水术士皆前来勘察卜测,最终的意见是——这里确属最佳的皇陵建造位置。
于是,廖均卿、王侃、吴永等风水师将黄土山附近的风水、地势走向图仔细绘制成图,再次呈送给成祖御览。成祖检视了黄土山的风水地势图后,很是满意,便一锤定音,下旨就在此地为皇后建造陵寝,并赐黄土山名为“天寿山”。
从永乐七年(1409年)陵寝正式开建开始,经过五年多的不间断建造,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天寿山皇陵地宫全部建成,成祖将仁孝皇后的梓宫先期葬入地宫中,并不关闭宫门,以待自己将来驾鹤后,和皇后合葬于此。同时,皇陵的地面建筑,如祾恩殿、碑亭等,也在继续修造中。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决定迁都顺天府。第二年,勋臣泰宁侯陈珪奉成祖诏令,担任新都城建设的总监督,并以京师(南京)皇宫为模板,开始了大规模建造顺天府皇宫、及配属的朝廷官衙、皇家监署等设施的紧张施工过程。
永乐十八年(1420年),顺天府的新皇宫以及城垣、官署全部建成,当年,成祖下诏正式迁都,以原京师应天府为南京,升北平顺天府为京师;并明确规定,从此后顺天府不再加“行在”称号。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大明国都正式迁到了顺天府,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第一次在新都皇宫奉天殿前,举行了正旦朝会大典。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在第五次北征返回的途中,驾崩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奉遗诏登基,即大明第四代皇帝——明仁宗。
仁宗在将成祖的灵柩迎回京师后,便主持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将成祖遗体安葬于修建天寿山皇陵内,和去世十七年的母亲合葬;仁宗还亲笔书写了成祖的“神功圣德碑”碑文,并御赐皇陵的正式名称为“长陵”。
宣德二年(1427年),长陵的地面建筑全部完工,这也是昌平天寿山皇陵区内,第一座落成的帝陵。在这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天寿山下又增添了十座帝陵,明成祖朱棣的后世子孙嗣皇帝们,在走过或长或短的一生后,也按照当年成祖皇帝所定下的制度,归葬于天寿山皇陵区内,在各自的陵寝中安然长眠。
后来陆陆续续修造好的天寿山大明帝陵,分别是:献陵(明仁宗朱高炽)、景陵(明宣宗朱瞻基)、裕陵(明英宗朱祁镇)、茂陵(明宪宗朱见深)、泰陵(明孝宗朱祐樘)、康陵(明武宗朱厚照)、永陵(明世宗朱厚熜)、昭陵(明穆宗朱载坖)、定陵(明神宗朱翊钧)、庆陵(明光宗朱常洛)。
为了更好地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正德二年(1507年),明武宗升昌平县为昌平直隶州,管辖怀柔、密云、顺义三县;从此,昌平成为大明的京畿重镇。
另外,因为“夺门之变”的缘故,明代宗朱祁钰被重祚的大哥明英宗朱祁镇赶下皇位、废为郕王、并诡异地死于西苑后,没能入葬他早就在天寿山下修建好的“寿陵”地宫中(代宗的继任皇后杭氏在薨逝后,已经先期葬入寿陵地宫),而是被英宗以亲王礼改葬于西山(玉泉山)北麓,他的“寿陵”也被英宗捣毁,此后一百多年都没有恢复。直到光宗驾崩后,因为在位时间短,来不及给自己修陵,所以才使用了代宗荒废的旧陵址,即现在的“庆陵”。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朱由校因病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因为熹宗少年继位,自认为年纪尚轻,不必过早建陵,因此没有在天寿山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壤。
后来,辽东局势糜烂,国家财政被不间断的战事拖得面临崩溃,更加没有充足的资金可以拿出来修陵了。熹宗的陵寝建造工程,就这样一直拖下去,直到他驾崩时,其身后的陵寝也没能开工建造。
熹宗驾崩后,因为他的三个皇子都先后夭折,没有直系子嗣承袭大统,所以大明皇统被其弟信王朱由检承袭,即大明第十六代皇帝——明思宗崇祯帝。
崇祯帝继位后,立即给皇兄在天寿山皇陵区卜选吉壤,以为陵寝开建所在(前任皇帝的梓宫长期停放于皇宫内,也不是个事);当时,天寿山陵区内,上好的吉壤已经全部建陵,别无佳地。最终,礼部和钦天监退而求其次,在世宗永陵的东南方向、天寿山潭峪岭西麓一块次一级的吉壤处为熹宗选定了陵址。
崇祯帝继位时,大明的财政危机愈发强烈,即使崇祯帝想尽了办法,但给熹宗建陵的费用还是捉襟见肘。后来,崇祯帝咬牙从内帑中拨付白银五十万两,还向朝中大臣们发出了捐助诏令,募集了数十万资金,这才使得熹宗的建陵资金落实到位。就这样,崇祯帝还数次嘱咐负责陵园营建工程的工部尚书薛凤翔:‘务用节俭、以期速成’。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熹宗的皇陵地宫建筑落成,初八日,熹宗奉梓宫被葬入皇陵地宫;崇祯帝御赐陵寝名为“德陵”。熹宗的德陵,是大明王朝所修建的最后一座帝陵。至此,天寿山皇陵区内,已经有了十二座帝陵。
按照祖宗制度,原本崇祯帝也应该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为自己卜选吉地,修建陵寝,但崇祯帝也是少年继位,初期不必要立即建陵;而当崇祯帝年岁渐长时,大明的内外形势也急剧恶化,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逐步壮大,大明朝廷在不断的“攘外安内”中顾此失彼、元气耗尽——“草野之力尽耗、国家法令败坏、边疆抢攘日甚、朝堂纠纷绵绵、疆场将骄兵惰”;所以,崇祯帝没有能力面对这错综复杂、大厦将倾的危急局面,更加没有能力、财力、精力,为自己在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身后的陵寝。
另外,崇祯帝为人虽然刚毅不折,但其心性猜忌寡恩,“任察则苛刻,尚气则急遽”,统御群臣严苛而急躁、又无担当,导致文武百官阳奉阴违、遇事推诿、不愿任事(害怕被皇帝强行甩锅),大明中枢政局沉沦、政令紊乱,局势愈发糜烂不堪;在崇祯帝的不断折腾下,大明社稷于十七年后,走向了灭顶之灾。
崇祯一朝十七年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国内烽烟四起、朝廷丧师失地、损兵折将,黄河以北地区已经被农民军占据多处,江山一片风雨飘摇;而关外的后金(清朝)政权也五次毁边墙入寇,劫掠北直隶、山东各地,沉重打击了大明中枢政权的权威和实力。内外夹攻之下,崇祯帝再也没有能力和手段来应付这险恶的局面,只得被动地左支右绌承受,在绝望中迎接社稷倾颓的最后时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京师(北京)皇宫奉天殿举行一年一度的正旦大朝会,但就在朝会举行途中,崇祯帝接到了两个让他震惊不已的噩耗——其一、“凤阳地震,皇陵震动!”其二、陕西“流贼”首领李自成,已于当日在占据的西安同样举行了正旦礼,并正式称帝,建国“大顺”,改元“永昌”,和大明朝廷正式分庭抗礼!
接到这两个让人揪心不已的坏消息后,崇祯帝心情沮丧、情绪低落,当即中止了正旦朝会,并免去了奉先殿叩拜祖宗的程序,然后立即转回乾清宫,召集内阁诸臣紧急商议,讨论如何应对李自成称帝之事。
同一天,关外的清朝都城盛京(沈阳),六岁的清朝皇帝福临也在盛京皇宫中的祭祀场所——“堂子”内,举行行礼、祭祖、祭天活动,以贺顺治元年(1644年)正旦。一片新年的喜庆气氛中,清军第六次越边墙进攻大明的计划还没有提上议程,“入主中原”的行动更多只是停留在计划中,包括顺治帝、及两位摄政王在内,清朝君臣还没有做好任何进军中原的计划。
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之后,立即准备东征京师,消灭大明中枢,统一天下。为汇聚人心、显示新朝的气象,李自成命大顺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礼政尚书巩焴草诏,以大顺皇帝的名义下达了讨明诏书,公开向大明皇帝发布了劝降令;李自成承诺崇祯帝如果主动投降,则“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大顺永昌元年(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二,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经沙涡口过黄河,向京师方向进发,正式展开伐明的军事行动。
大顺军出兵后进展顺利,汾州(山西汾阳)、阳城(山西阳城)、蒲州(山西永济)、怀庆(河南焦作)等地纷纷被攻克,山西首府太原也在二月初八被大顺军拿下。二月十六,忻州(山西忻州)被攻克。二月二十九,大顺军攻克代州(山西代县),代州守将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山西宁武),坚持抵抗。
三月初一,大顺军围攻宁武关,周遇吉的军械火药全部用尽,又不愿意再退,于是主动开关,与大顺军决战。激战中,周遇吉不敌而身死,守军全军覆灭,大顺军同样损失惨重。在宁武关之后,大顺军再也没有遇到过沿途明军的有力抵抗。
在大顺军向京师进发时,崇祯帝焦急万分,多次召集辅臣及九卿高官入宫商议,以应对危局。但在廷议中,诸臣都怕重蹈覆辙(因为替崇祯帝背黑锅,已经有相当多的文臣死于非命,其中不乏首辅、次辅等顶级高官),所以面对皇帝期盼的“由臣子提出迁都、然后自己再勉为其难接受”心愿,辅臣们都不敢、不愿承担“唆使皇帝逃跑”的罪名,没有任何人愿意出头,奏请皇帝南迁。
崇祯帝出于不信任诸臣、害怕会被架空的心思,也坚决不同意辅臣们提出的“太子南下、以保国本”的建议。君臣之间就这样相互猜忌、敷衍,毫无信任可言。面对如此境地,心灰意冷的崇祯帝极度的绝望和愤慨,于是做出了“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的决定,要带着满朝文武和全家老小,一起给大明王朝殉葬。
攻克宁武关后,大顺军继续东进,明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在大顺军还没到来前,就遣使请降,大同、宣府不战而克。三月十五,李自成率大军抵达居庸关,守将昌平总兵唐通因为千辛万苦赶来勤王,结果粮草军饷都被来劳军的太监私吞,因此怒火万丈,干脆将居庸关天险拱手让给大顺军,也主动归降。
三月十七,大顺军携连胜之威,经沙河、高碑店,直抵京师西直门外,然后用缴获的明军大炮轰击京师彰义门、西直门。当天,崇祯帝人生中最后一次上朝,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已经清晰地听见城外的炮声;想起风雨飘摇的社稷,崇祯帝潸然泪下,用茶水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后,便无奈退朝了。
退朝后,崇祯帝曾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崇祯帝姐夫)、新乐侯刘文炳(崇祯帝表弟),让他们率府中的家丁护送皇太子逃出城外,前往南京。巩永固、刘文炳惶恐不已,叩首称“亲臣不藏甲、臣等安敢有家丁”,崇祯帝默默无言,唯有流泪。
当夜,京师外城广宁门被守门太监(非野史中记载的曹化淳)献给攻城的大顺军,外城告破,大顺军随即汹涌入城,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登皇宫后的煤山(景山),远眺外城连天烽火、哀叹徘徊,很久后才下山。
三月十八,崇祯帝召集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让他们改穿百姓衣服,分别去外戚周奎、田弘遇家躲藏避难。皇嫂懿安皇后(熹宗张皇后)、皇后周氏、贵妃袁氏在崇祯帝的劝说下自尽(贵妃田氏已去世),住在寿宁宫中的两位公主则被崇祯帝亲手砍杀(其中长平公主幸而未死、昭仁公主伤重而死)。
处置好亲人后,已经是三月十九的凌晨时分,在心腹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崇祯帝脱下皇帝常服,换大帽衣靴,由上百名武装太监护卫,想要逃出城外。但崇祯帝连续绕行于东华门、朝阳门、安定门,都没能够出城,还被守城士卒发炮驱赶,只得转回皇宫。
此时,京师内城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分别被守门太监、文臣、勋臣等献给了大顺军,大顺军进入了内城,京师全城也告失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清晨,走投无路的崇祯帝在王承恩的陪伴下,再一次登上了万岁山(煤山),脱下身上穿着的蓝色大袍、在上面亲书“朕登基十七年,虽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随即,崇祯帝于万岁山寿皇殿外的歪脖槐树上,解下衣带、自缢殉国,时年三十四岁。王承恩侍奉崇祯帝殉国后,也自尽殉葬。
崇祯帝自尽殉国的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在数万军队的簇拥下,自德胜门入京师外城,然后由降顺的太监王德化引导,经承天门直入皇极殿,成为皇宫紫禁城的新主人。
李自成进入京师的第一件事,就是搜捕崇祯帝及其家眷;很快,在李自成的严令下,周皇后、懿安皇后、昭仁公主的遗体都被找到;同时也将自尽未死的袁贵妃、被砍断手臂昏死过去的长平公主搜寻出来,加以妥善安置。
而刚刚逃离皇宫的皇太子和定、永二王,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在出宫时就一并挟持,大顺军入城后,三位皇子都被当做投名状献给了李自成。
但崇祯帝本人的踪迹却一直没有下落,为了找到崇祯帝,李自成不惜下达了“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藏匿者夷灭三族”的诏令,但统统没有结果。
直到三月二十一,崇祯帝的御马被人发现在万岁山下漫无目的吃草、且无人照看;大顺军由此推测,崇祯帝可能就藏匿在万岁山上;于是,诸人立即冲上山头,准备活捉崇祯帝,献给李自成后,得到“万金、伯爵”的爵禄重奖。
但当大顺军士兵冲上万岁山后,却愕然地发现:寿皇殿外的槐树上,挂着两个自缢的遗体,其中一位着单衣单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红靴,另一个穿太监服饰。经过召唤皇宫中的小宦官辨认后,才得知穿单衣者就是崇祯帝本人,另一位则是殉主的崇祯帝心腹太监——王承恩。
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自成耳中,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李自成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反而有些怅然若失;在他的命令下,崇祯帝的遗体被从万岁山上抬下来,用一块门板装着送到东华门外,随后,周皇后的遗体也从宫中抬到东华门,和崇祯帝放在一起。
起初,李自成命大顺官员用两口普通的柳木棺材装殓崇祯帝夫妇,将崇祯帝夫妇的棺木停放在东华门外的护城河边,并搭起简易的灵棚,以便让前明的文武官员去拜祭故主。
不过,得知皇帝已经殉国消息后,能够不顾危险、亲自到崇祯帝灵柩前哭祭的前明官员只有三十人余人,来拜祭、没有哭的官员有六七十人;其余在京官员,或是根本不来哭拜,或是急匆匆过东华门,不做停留、看一眼就走了,社稷倾颓时的人心,莫过于此。
因为害怕大顺军的“秋后算账”,所以即使来哭祭崇祯帝的前明官员,绝大多数也不敢主动出面,为故主料理后事、安排丧葬事宜。最后,是勋臣襄城伯李国桢在哭祭完崇祯帝后,求见李自成,向李自成提出了“天寿山陵寝不可破坏、以天子礼仪安葬先帝、请妥善安置皇太子及二王”三个条件,李自成出于安抚京师人心的目的,一一答应。(李国桢稍后因为“追赃”被大顺军拷掠而死。)
李自成安置了崇祯帝夫妇的祭拜之事后,又加封被送交大顺军看管的皇太子朱慈烺为“宋王”,定王朱慈炯为“定安公”、永王朱慈炤为“永平公”,别处安置,派人照看。皇太子也向李自成提出了“不惊我祖宗陵寝、礼葬我父皇母后、不杀戮我百姓”的请求,李自成照例同意。
三月二十三,李自成再次下诏,以天子礼仪改殡崇祯帝夫妇,换红漆棺木装殓崇祯帝,黑漆棺木装殓周皇后,以翼善冠、渗金袍、明黄靴等皇帝服饰改敛崇祯帝,以翟衣、凤冠改葬周皇后。
三月二十五,李自成下令“以帝礼祭、葬”,预备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灵柩下葬。可当大顺礼政府(礼部)官员奉李自成诏命,要为崇祯帝夫妇举行安葬之礼时,大顺礼政尚书巩焴才愕然发现,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居然根本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造身后的陵寝,想入土为安也没地方可埋!
大明自永乐迁都以后的制度,历代皇帝都需在昌平天寿山皇陵区修建陵寝,当初崇祯帝继位时,也是按照这个制度,给驾崩的皇兄熹宗皇帝在天寿山皇陵区内选址建陵,历时五年之久,才修好熹宗的“德陵”。
原本崇祯帝也应在天寿山陵区内,择吉地为自己建造陵寝,但之前已经说过了:一来皇陵区历经二百年历代大明皇帝的不断入葬,天寿山下已经找不到合适的“上佳吉壤”,作为崇祯帝本人的“陵寝”;二来,崇祯帝即位以来,连年战乱不休、内外交困,国库及内府帑银早就入不敷出、空虚无比,根本没有多余的财力为皇帝修建陵寝。
所以,虽然当了十七年的皇帝,执掌天下权柄,可这时候的大明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崇祯帝手头也窘迫不已,在应付不断的战争和天灾时恨不得将皇宫都抵押卖了,哪里还有余钱建陵。直到京师失守,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殉国为止,他也从来没有将建造自己身后陵墓之事付诸实施。
崇祯帝无处可安葬的尴尬事情发生后,巩焴立即向李自成上奏,请皇帝下旨,赶紧为崇祯帝加紧修造陵寝,安葬前朝皇帝,以安抚天下臣民。
可李自成正忙于派人接收北直隶、山东、河南、陇右、湖广等地,驻守辽西走廊、山海关边墙一带的前明驻军、官员也需要立即招降、安置;另外,京师中的前明中枢高官、勋臣、外戚等人也要展开“追比、责赃”,收缴赃银;这些事情,统统需要李自成出面协调、指挥、调派,哪里还有时间、精力、财力去给前朝皇帝盖陵墓。
于是,李自成否决了巩焴提出的给崇祯帝建陵的请求,让他自主决定,随便安排一下,找块空闲之地,将崇祯帝夫妇棺木安葬,也就算了。
巩焴接受了李自成的诏令后,算是将一个烫手山芋给留在了手里,无论如何安置崇祯夫妇的灵柩,都不是一个好差事(随意安葬了,天下人会说其刻薄,隆重安葬了,且不说葬礼费用从哪里出,李自成都要猜忌怀疑,巩焴是不是以此收买人心、或者说心怀大明)。
正当巩焴左右为难之际,有顺天府衙门内的知情人向礼政尚书大人奏报:崇祯帝夫妇的灵柩倒是有地方可以安葬,而且葬址也不算潦草失礼,只要落实好发丧的事情,其他的也没什么可以担忧的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崇祯帝本人虽然没来得及给自己修陵,但他的贵妃田氏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因病去世后,崇祯帝曾工部、顺天府、钦天监负责在天寿山陵区内,为田贵妃营建园寝。经过钦天监的寻找、卜测后,工部与顺天府回奏崇祯帝,已在天寿山陵区西南隅、大红门左侧的鹿马山(锦屏山)南麓,世宗、神宗后妃园寝附近,找到了一块比较好的吉地,可以用作田贵妃的园寝地。
崇祯帝看过地势图后,当即允准,可以在此为田贵妃修造园寝。当年,田贵妃的园寝就开工建造。经一年多的修建,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园寝的地宫基本上建好,崇祯帝下诏将暂厝他处的田贵妃灵柩于正月二十三葬入其内,随即封闭地宫入口。
当时,李自成已经从西安出兵东进,准备攻打京师,崇祯帝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继续田贵妃园寝的地面建筑修建工程,因此田贵妃园寝除了地宫之外,地面上几乎空无一物。
田贵妃下葬不过两个月,崇祯帝便自缢殉国了,因为在世时没有给自己建陵,所以一时间无法下葬。而巩焴因为要给崇祯帝安排下葬礼仪、却找不到合适的葬地,当初曾经负责田贵妃安葬事宜的顺天府知情人不失时机地向巩尚书献计,表示完全可以将崇祯帝夫妇一起安葬到田贵妃的园寝地宫中去,这样也算是将先帝葬进了天寿山皇陵区,和祖宗们在地下团聚,一举两得。
对于这个提议,巩焴当然没有任何异议,甚至大喜过望,总算是可以解决这费力不讨好的难题了。于是,礼政尚书召来了直属下属、大顺礼政府主事许作梅,让他负责联系大顺朝廷的顺天府(其实就是前明顺天府归顺而来),拜见顺天府官李票(即李纸票、大顺政权的成员、非前明官员),以顺天府全权负责安葬崇祯帝夫妇之事。
许作梅拿着巩焴签发的公文,立即前往顺天府,拜见府尹李票,呈递公文后,按照上官的吩咐,请求顺天府落实给崇祯帝发丧、运送灵柩至昌平天寿山下葬的事宜。
而李票得到礼政府下发的这个办事公文后,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此时,大顺政权已经开始大规模“追比”在京的前明高级官员、勋臣、外戚,而顺天府就是主要的执行者;追赃岂不比安葬一个亡了国的前朝皇帝要有油水得多!
但李票还没到可以和堂堂礼政尚书去顶牛的地步,对奉巩焴之命、拿着公文前来请求执行公务的许作梅不敢推搪,但也不想在这“追比”的关键时刻拨出大量人手去搞什么安葬前朝皇帝的不讨好差事;于是,李票直接将礼政府的公文下发给负责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的昌平州署,令昌平州官员听从礼政府主事许作梅的调遣,动用官银雇佣民夫,开启田贵妃园寝地宫,葬崇祯帝后梓宫于内;并规定了安葬日期——四月初三发引、初四下葬,毋违时刻。
礼政尚书、顺天府尹可以逐级撂挑子,但许作梅官职低微,无法推脱,只得又拿着顺天府的行文,赶往昌平州衙寻找当地官员接洽。但京师的动乱已经影响到昌平当地,局势动荡之下,前明昌平州衙的官员大多弃官而逃,六房属吏也藏匿走散大半,许作梅抵达昌平州衙后,只有署理昌平州吏目(相当于秘书室代理秘书长)赵一桂一人出面接收了顺天府行文。
局势混乱之下,昌平州官衙内的库房早就“钞库如洗”,一两公帑都没留下,根本没能力承担给崇祯帝夫妇下葬的重担。赵一桂如实和许作梅沟通后,立即带着工房吏员冯朝锦,火速赶到京师,向上官李票禀告了实情,请求顺天府拨出专款,用于安葬崇祯帝夫妇。
府尹李票又不是前明的官员,对崇祯帝根本没有感情,于是不同意拨款,而是向赵一桂出具了盖有顺天府关防大印的批文:“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纳捐者酌情抵扣本年两税及各饷”,算是回复。
赵一桂见顺天府一毛不拔,只得拿着批文又回到昌平,并贴出告示,在州城内组织民户募捐,为先帝落实下葬之事。经过几天的募捐,昌平州内的富户或乡绅共计十人应捐,其中刘汝朴等四人捐六十千文、白绅等两人捐三十千文、赵永健等四人捐二十千文;合计三百五十千文,折官银大约二百三十三两六钱。
捐款落实后,三月二十九,赵一桂会同许作梅先期雇佣民夫赶赴天寿山陵区鹿马山南麓,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封土挖开,经过连续四昼夜的赶工,清理出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甬道;四月初四清晨,地宫石门完全露出来。
在清理田贵妃园寝地宫的同时,许作梅也赶回了京师,呈文礼政府、顺天府,请上官们安排人手,将崇祯帝后的梓宫运送到昌平来,以完成安葬仪式。四月初二晚,崇祯帝与周皇后的梓宫以牛车载运,送抵昌平州巩华城;四月初三,梓宫被移到城东门外关帝庙内存放;王承恩的棺木也随运而来。
四月初四寅时,在田贵妃园寝工地中的赵一桂先命民夫打开了地宫的两层石门,然后在园寝前的空地上搭好了祭棚三间、小棚两间,并预备了素供、猪羊等祭品。
当天申时,崇祯帝后及王承恩的棺木由许作梅监运,抵达田贵妃园寝外,帝后棺木停放于祭棚中,王承恩的棺木另外放在小棚内。赵一桂和许作梅率诸人一起给崇祯帝后的梓宫举哀致祭,送了崇祯帝最后一程。
随后,赵一桂和许作梅亲自监督民夫,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梓宫送入了地宫内,摆放到地宫后室石床之上。崇祯帝的红棺放置于石床正中,周皇后的黑棺则放在石床左侧,田贵妃的棺木则摆在右侧。至此,原属田贵妃园寝,就成为了崇祯帝的安身之陵了。
梓宫安置好后,赵一桂和许作梅在石床前摆好香案、祭品,点起万年灯,随后将两道石门关闭,甬道也再次回填;王承恩的棺木则埋在了田贵妃园寝的左前方。等到全部安葬工程完成,已是晚上戌时了。许作梅连夜便返回了京师,向礼政府和顺天府汇报崇祯帝梓宫的安葬事宜。赵一桂则留在现场,仔细核算崇祯帝安葬祭祀典仪中,所支费用的明细,以便向应募的昌平富户、乡绅们报账(也算有始有终)。
对于募捐而来的款项,赵一桂精打细算,一点也没有浪费(当然也没结余),三百五十千文、约合二百三十三两六钱官银,其支出明细为:开挖和掩埋甬道的民夫工钱银二百两(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土方全部挖开,然后又埋上,工程量和用工量可想而知);搭祭棚用工钱、材料钱合四两五钱;纸札祭品用银一两八钱;祭品用猪一口、银四两五钱;用羊二只、银一两六钱;素供用二桌、银一两;民夫伙食饭银一两(菜品即用祭品猪羊即可);夫役赏钱银二两四钱;请石匠开启关闭地宫门(兼打造拐钉)用银五钱;运送灵柩杠夫酒饭用银五两五钱;买捆扎细绳用银四钱;香案、供桌木工材料用银四钱;灵棚拆卸打扫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监祭官员饭钱用银一两一钱(这是单独请许作梅用餐的)。
四月初六,赵一桂向昌平城内捐银的商贾富户们报账后,又和他们再赴崇祯帝的陵寝地,为崇祯帝行奠礼,礼毕后,赵一桂找来上百名当地村民,为崇祯帝简陋的坟茔培土起封(之前田贵妃园寝没有起太高的封土);随后,赵一桂和昌平生员孙繁祉又一人捐银五两,买来大批青砖,在封土四周筑起了五尺高的砖墙,崇祯帝的身后陵墓这才稍有规制,不至于太过寒酸荒凉。
一个月后,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惨败于明将吴三桂和清军之手,随即撤出占据了四十二天的京师,返回西安。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由辽西走廊开进了京师,成为中原大地新的主人。
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汉族士大夫和广大缙绅,多尔衮进驻京师后,下令官民百姓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将崇祯帝的陵墓命名为“思陵”,按照帝王仪制为思陵增修地面建筑。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思陵地面建筑初步完成,这是天寿山皇陵区内,修造的第十三座、也最后一座帝陵。
以帝王礼制改建思陵后,清朝再一次打开思陵地宫,更换了崇祯帝夫妇的棺椁,添置了符合皇帝身份的随葬品,让崇祯帝在地下享受到皇帝的体面。
增修思陵地面建筑的工钱、材料钱大约是四千两白银左右,和其他天寿山下的皇陵相比,这个建陵用度实在是太寒酸了(例如熹宗的德陵,其工程用度超过了百万两,而德陵,在天寿山帝陵中,只属于最低档次的皇陵仪制);不过,圉于国家破碎、社稷倾颓,亡国皇帝在身后还能有符合身份的安息之所,也不必苛求什么了。
四千两白银的建陵用度中,一千五百两是皇陵区内原本的香火田租银,由清朝收取后,顺治帝特别下旨拨付而来;一千五百两是清军入驻京师后,前明降清的文武官员、太监捐助而来;而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剩下的一千两,是已降清且受封为平西王的前大明宁远团练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所捐。
清朝入主中原后,对天寿山明皇陵区妥善管理,十三座帝陵均设司香使(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守陵民户)八户,给香火田(房屋、耕地)若干,让他们照看所负责的帝陵;每年春秋二祭,清朝都会遣太常寺官员到明诸皇陵中祭奠。工部也会在每年的固定时期,派人赴明诸皇陵,检查各陵的建筑、封丘,定期修葺。这些待遇,思陵全都享受。
乾隆五十年(1785年)三月,乾隆帝下诏重修明十三陵已经残破的地面建筑,思陵再一次扩建,陵门、祾恩殿、宝城、明楼等建筑全部翻修一新,还加建了围墙。长眠于思陵宝城封土之下的崇祯帝如果地下有知,其心中的悲怆、怨恨、不甘,稍稍可得宽慰了。
5. 一个字形容广东?
广东省
《吕氏春秋》称“百越”,
《史记》称“南越”,
《汉书》称“南粤”,
“越”与“粤”通,简称“粤”,
泛指岭南一带地方。
但以上只是地理上的称呼,
作为在广东工作生活的人,
如果让你用一个字
来形容广东
你会用?
让我们现在看看
网友的选择有哪些
选择一:
说起广东美食,东边潮汕的潮菜,西边湛江的海鲜,广州西关的美食,佛山顺德的鱼生等等......那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更别说天南地北各国菜式在广东都能吃得到了。
但如果用“食”来形容广东,小编还是觉得缺点说服力,毕竟“众口难调”,要说美食能够代表咱大广东在全国的地位,其他省市怕也会不服。
选择二:
时刻走在改革前沿的广东省,与全国相比,主要经济指标大部分领先全国,继续发挥对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和支撑作用。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广东虽是“先富起来”了,但咱的目标毕竟是“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所以说广东“富”,也只是暂时的,何况其他省市也在广东后面紧紧追赶,故“富”字好像也不太合适......
选择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网友你是认真的吗?
看过了网友们的选择,小编貌似没有找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想用这个字来形容广东,那就是——
没错,身在广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快!
发展快、节奏快、出行快,就连咱广东建设“数字政府”的步伐,也快人一步。
从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到2016年提出“数字经济”再到今年提出的“数字中国”,广东在数字化进程中总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前天(8月29日)适逢咱广东的办事神器——【粤省事】小程序发布100天,省公安厅还特意送上“110项办事服务”大礼包作为献给广东人的一份大礼。
免去1180项信息填报,减少258项材料提交,预计可节约群众超70%办事成本......这些举措带来的无非就一个字——快!
让咱老百姓办事更快,节约更多时间,真正让体会到“数字政府”改革带来的巨大便利。
对此,咱广东网友可谓一片叫好:
据统计,随着“广东公安·智慧新民生”110项服务的上线,加上此前第一批上线的41项服务,公安类服务共上线151项,截至目前“粤省事”所覆盖的整体服务事项已达265项!
于是有网友表示:对广东人羡慕嫉妒恨啊~
那么省公安厅这次新上线的110项民生服务到底有哪些呢?
别急,小编已经为你整理了最全版本的110项服务说明,戳图↓↓↓
建议长按保存或收藏查看
据介绍,110项民生服务事项优化方案,涉及14个省直部门的69类共享数据,涉及应用8个省直部门的22种电子证照。总计上线“粤省事”的151项公安服务事项中,104项实现“零跑动”,47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以此次新上线的六年免检线上办理服务为例,每年约可让群众少跑累计40万次窗口,节约7000万分钟。
在广东办事,简直不要太快!
在广东的朋友们仅需戳戳手指扫描上葵花码,在“粤省事”小程序首页点击进入“广东公安·智慧新民生”专区,就能在线预约或办理各项公安类业务。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对8月29日上线“粤省事”的110项公安民生服务事项表示肯定,称赞“数字政府”运用“互联网+”思维和高科技,给群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了极大便利,少跑腿、快办事。
“很多事项办理和预约都不需要跑腿了,直接在手机上通过‘粤省事’小程序来解决。”“的确很省事!”曾德雄说。
根据数据显示,此次“广东公安·智慧新民生”110项服务上线仅两天(截至8月30日),就有391,945人访问【粤省事】小程序,累计访问量达3,104,095次,业务查询办理量达159,814次!
“从‘最多跑一次’到‘争取不用跑’。”广东省信息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未来,一是要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大数据库服务好老百姓,二是要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
预计今年年底,243项公安服务将全部上线,实现公安服务事项的“一网通办”。
未来,随着新一代的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相信咱广东“数字政府”改革一定会越来越深入,群众的办事效率也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快。
让我们一起为大广东的“快”,点个赞吧!
6. 有哪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安,古称长安,这个千年古都与意大利罗马、希腊雅典、埃及开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说起西安,大部分人都会想起十三朝古都,西周、秦、西漢、新、東漢(獻帝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3個王朝先后都在这里建都,它作为都城时间长达1140年。
那么这个千年古都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留下哪些遗迹?当然,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留下的不仅仅是这些遗迹,还有很多潜在的东西,这里只列举一些遗迹,所以不服不要来喷哦!!
秦兵马俑
说起西安,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秦兵马俑,它被誉为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1962年,考古人员绘制出了秦兵马俑的第一张平面布局图,面积相当于70多个故宫之大,可想而知,当面建造兵马俑时耗费的人力、资源是多巨大。
秦兵马俑更是很多外国元首来访中国时定要参观的地方,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曾说:“不看兵马俑,等于没有真正到过中国。”
钟楼
钟楼原来是在广济街口,到清朝时才挪到现在的位置,也就是市中心。以它为中心辐射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分别与明城墙东、南、西、北四门相接。作为古都,这钟楼算是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了。
古城墙
西安城墙在唐皇城的基础上建成,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从隋唐至今已有1400年历史。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登上城楼,既能俯瞰西安风光,还可以在城楼上骑单车,观看城楼上的精彩演出。
大雁塔
大雁塔,又名原称慈恩寺西院浮屠(浮屠即塔的意思),是中国唐朝佛教建筑艺术杰作。唐朝永徽三年,起初是玄奘为保存佛经而建造的塔,后曾多次遭到损毁,现在的造型是五代后唐年间建成的。
梁思成评价大雁塔是树立一座庄严的纪念物。
小雁塔
小雁塔,也被称作荐福寺佛塔。小雁塔与大雁塔东西相向,是唐代古都长安保留至今的两处重要的标志,因为规模小于大雁塔,并且修建时间偏晚一些,故而称作小雁塔。最高的两层在此后的地震中被震毁,相传此塔曾在地震中三次开裂,又三次自动复原。清代康熙年间,以小雁塔为主的“雁塔晨钟”被列为关中八景之一。
大明宫遗址
既然是遗址,大明宫其实早已不复存在,唐朝末年,整座宫殿毁于战火中,就好像圆明园那样,也只剩下了遗址也像世人诉说自己曾经有多辉煌。唐大明宫是举世闻名的唐长安城“三大内”(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中规模最大最辉煌的一座,成为“东内”。
大明宫的面积是故宫的四倍!虽是遗址,并无任何宫殿建筑,但通过公园内各宫殿遗址上介绍牌和模型的介绍,还是能想象出唐朝时将会何其壮观。
阿房宫遗址
阿房宫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被誉为“天下第一宫”。与万里长城、秦始皇陵、秦直道并称为“秦始皇的四大工程”。杜牧曾经写过《阿房宫赋》,认为它是被项羽焚烧,不过项羽到底有没有烧毁阿房宫,现在考古学界认为是没有的。
阿房宫,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只剩残垣。
碑林博物馆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为保存唐开成年间镌刻的《十三经》而建立起来的碑石集中地,后来历朝都有添加,重点藏品为中国古代书法名碑及汉唐时期石刻雕塑精品。
这里很多碑石被学书法的人称之为神品,逸品,看到碑文上的书法,有种觉得自己的字实在是丑爆了的感觉。
清真寺
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始建于明初(14世纪末),现存主要建筑仍是当时遗物。穆斯林信徒们每天听着清真寺的报时广播,定时定点来这里朝拜。
华清宫
华清宫自古以来就是皇家游览沐浴的胜地,据说曾经是是杨贵妃沐浴的地方。相传西周的周幽王就曾在这里建离官。这里遗留有比较完整的周、秦、汉、唐、明、清等历代文化遗址、园林景观、古建筑及古树名木等文物资源,尤以唐明皇与杨贵妃缠绵的爱情故事和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蜚声天下。
曲江池遗址
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为人工挖凿屈曲的湖泊而得名。唐代此地宫殿连绵,楼阁起状,每逢上已(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重阳(九月九日)皇室贵族,达官显贵都来此游赏。
如今这片人工湖,对于少水的西安人来说,是一个优美之地。
兴庆宫遗址
兴庆宫是唐玄宗朝代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和他的爱妃纪杨玉环长期居住的地方。今日的兴庆宫公园,是1958年为配合交通大学整体西迁,在原兴庆宫遗址地修建的。
大唐芙蓉园
早在历史上,芙蓉园就是久负盛名的皇家御苑,隋文帝开皇3年(公元583年),就于此修建了“芙蓉园”。
青龙寺
青龙寺,又名石佛寺,中国佛教密宗寺院。青龙寺初创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当时称灵感寺。唐代中期,有不少外国僧人在此学习,尤其是日本僧侣。青龙寺在日本的地位很高,被奉作圣寺。
据说青龙寺是为了纪念遣唐使而建造的,寺里有当年日本高僧种下的樱花林,每年的4月到5月是樱花开放的季节,听说很漂亮和很壮观。
都城隍庙
城隍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原址在东门内九曜街,明宣德八年(1432年)移建现址,是当时天下三大城隍庙之一,统辖西北数省城隍,故称“都城隍庙”,一个都字,尽显了领导地位。
兴教寺
是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一。为迁葬唐高僧玄奘遗骨而修建。玄奘圆寂后,原葬在西安东郊浐河东岸的白鹿原上,公元669年,迁葬现址,并修寺建塔以资纪念,因唐肃宗题塔额“兴教”二字,故名,现除玄奘、窥基、圆侧三塔尚存外,其他建筑于清同治年间悉被兵火焚毁。
华严寺
华严寺始建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发源地古“樊川八大寺院”之一。北宋以后渐趋衰败,明朝虽经修葺但规模已非旧观。清朝乾隆年间少陵原一部分崩塌志内殿宇全被摧毁现在仅有两座砖塔。
卧龙寺
卧龙寺创建于汉灵帝时(168年—189年)。隋朝时称“福应禅院”,距今已一千八百多年。
——本回答为西安鼎昂数字货币智能量化全自动炒币机器人(历时收益,数据核对,实况直播)公司整理。
7. 为何古人说宁可野宿荒坟?
俗语“宁可野宿荒坟,不可夜居古庙”,这句俗语还有个简化版:“宁宿荒坟,不住荒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古庙比荒坟还可怕吗?不瞒你说,古庙还真比荒坟可怕,这是个人性的问题。
宁宿荒坟荒郊野外的坟地,人迹罕至,你所害怕的,无非是谁也没见过的鬼怪妖狐,你只要可知内心的恐惧,荒坟也就没啥好怕的,这就跟鬼永远不会入侵被窝是一个道理,你一个人在家睡觉,怕死了,用被子往头上一蒙,顿时满满的安全感。
鬼神之说,无非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害怕鬼怪的主要因素,在于心理,内心坦荡荡,鬼神也不会找你麻烦,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另外有说鬼怕恶人,你越善良胆小,越会被鬼怪(小人)纠缠不休,你如果真遇到鬼了,大起胆子和他硬怼,鬼一看:我去,遇到硬茬儿了,惹不起惹不起,告辞!
另外,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在野外过宿,坟地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中国人自古就很在意阴宅风水,坟地通常处于较高的位置,背山面水,比较开阔,这样即便是夜里下雨吹风,后有山可以挡风,也不会积水。
这样,天灾就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再者,荒郊野外,人迹罕至,基本上不用担心人祸,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妖魔鬼怪,他们的可怕,也远远比不上人心的可怕。
不住荒庙荒坟和荒庙比较起来,给人的直观感受是,荒庙更舒适,更有安全感,因为荒庙哪怕再破败,也有墙有顶,不畏风吹雨打,但你要知道,除了你会选择荒庙以外,其他人也会选择这里过夜。
打个比方说,古代行人夜晚选择荒庙过夜,就相当于现代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选择天桥下面过夜一样,天桥下过夜的都是些什么人?形形色色,各路人都有,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但是彼此都是陌生人,你不了解他们都是怎样的人,所谓人心叵测,搞不好其中就有亡命之徒。
古代的荒庙也一样,夜晚共同到荒庙里凑合的,你不知道是哪里的逃犯,哪座山的山大王,哪个地方的军阀,而且荒庙里本身可能还有和尚,这些人加在一起,真会比坟地安全吗?显然不可能。
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妖魔鬼怪,他们的可怕,也远远比不上人心的可怕。
我们来看看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可怕的荒庙。
文学作品中的荒庙最著名的就是《水浒传》,前有赤发鬼醉卧灵官殿,赤发鬼刘唐是什么人?土匪啊!他这一趟是为了找晁盖,商量截取生辰纲的事情,堪称亡命之徒吧,你要同在灵官殿,看到他的模样就吓得半死。
再有林冲风雪山神庙,林教头当然是好人,但他在这山神庙中,却惨遭陷害,差点丢了脑袋;再武松血溅鸳鸯楼后,也逃到小古庙里面过夜,结果半夜被人给绑了,后来还遇到飞天蜈蚣等事,就不赘述了;鲁智深到瓦罐寺里面借宿,遇到崔道成、丘小乙这一僧一道,两个恶魔,也是一场好战。
你想想,武二郎、花和尚都有人敢绑,何况你我乎?
《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在古庙中遇到怪事儿的,像聂小倩这种狐精、山魈这种怪物就不说了,这属于妖魔鬼怪的范畴,就说《布商》,一个行脚商,到寺庙里借宿,结果遇到一群恶和尚,不但劫财,还要人命,若不是红衣女子显圣,引来防海将军,布商恐怕当场去世。
等等许多古代文学中,凡是写到夜晚、古庙,那十之八九是一段惊心动魄、腥风血雨,可见荒庙的可怕之处。
“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三人不抬木”,和这句“宁宿荒坟,不住荒庙”一样,都是说的人性,你一个人独行,在古庙留宿,同住的陌生人也许看起来文质彬彬,有礼有节,也许他本身也是一个好人,但许多悲剧都发生在“见财起意”四个字上。
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宁宿荒坟,不住荒庙。
本站涵盖的内容、图片、视频等数据系网络收集,部分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ynstorm@foxmail.com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