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新大陆(臭氧催化剂厂家排名)
资讯
2023-11-15
68
1. 福建新大陆,臭氧催化剂厂家排名?
GUOLIN国林
青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国家首批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臭氧产生机理研究、臭氧设备设计与制造、臭氧应用工程方案设计与臭氧系统设备安装、调试、运行及维护。同时,在压电陶瓷、晶体乙醛酸等臭氧技术上下游产业进行了拓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新大陆科技集团1994年由18科技人员创办于福建省福州市。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自主创新,以科技创新引领实业发展,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高科技产业集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成长之路。
始于1897年,隶属于法国苏伊士环能集团旗下,集水务运营/水务工程/固废资源管理于一体,享誉全球的臭氧和紫外线消毒技术提供商和设备制造商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Wedeco威德高,始于1976年德国,臭氧发生器十大品牌,世界水技术知名企业,全球较大的紫外线消毒系统和臭氧氧化系统的制造商。
源于1923年,由2015年收购意大利臭氧系统O.E.I整合而来,可持续电解化学与水处理解决方案全球领先者。De Nora是全球专业电极、覆层和整体电化学解决方案设计、生产、供应企业,为多类市场提供服务。
三菱电机集团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环保先进企业,致力于为社会作出持续的贡献。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运用一流的技术以及我们涉及多个业务领域的专业知识,为建造繁荣富足的社会作出积极努力。
江苏康尔臭氧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专业的臭氧发生器生产厂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48项专利技术(其中发明专利5项),拥有国内著名臭氧专家与大批中青年科技人员,掌握国内最领先的臭氧技术。
国内较大的臭氧生产基地,拥有专业的臭氧放电室和放电体制作车间,致力于臭氧发生器及相关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普罗名特流体控制(大连)有限公司是德国普罗名特流体控制有限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
德国普罗名特流体控制有限公司(ProMinentDosiertechnikGmbH)是一家在全球六大洲拥有55个子公司和60多个授权的当地代理商的企业集团,公司总部设在德国的海德堡市。
济南三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致力于臭氧技术的开发、生产和工艺推广应用,是一家集臭氧发生部件、臭氧发生器整机研发及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2. 明朝有哪些冷知识?
我是刀笔传神,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传十二世,历经十六帝,享国276年。在这期间,明朝辉煌过,也衰败过,这里不一一细表了。下面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冷知识。一、明朝有个衙门叫宝钞司,听起来挺高大上的,但其实是做擦屁股纸的。
二、《大明律》规定,杀死奸夫不论罪。
三、明朝规定:没有功名的人骂人是犯法的,读书人才可以骂。
四、明成祖曾册封四方并赐诗歌,如册封日本一座山为勒石纪名,也就是现在的富士山。
五、明朝其实有三个首都,除北京、南京外还有一个是朱元璋老家凤阳,朱元璋一度想搬去凤阳皇宫,但刘伯温强烈反对才没有成行。
六、明朝极其注重伦理道德。明朝有烈女烈妇总共35829人,是元朝的48.3倍,使宋朝的130倍。
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话其实是朱元璋说的。1367年朱元璋在南京发布檄文《谕中原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3. 新大陆集团创始人?
新大陆创始人胡钢先生:新大陆的二维码核心技术是世界顶尖的。
而且是全国唯一一家,当时,我们派了很多员工去腾讯、阿里、京东等大企业,去给他们讲条码怎么应用于支付。
但是,我们教会了他们之后,他们就只跟新大陆买设备,并没有分享红利。
正是因为如此,新大陆开始反思这个现象:我们做了那么多突破性的、改变人类生活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得到的商业利益太少。
所以,新大陆现在又重新杀回到了第三方支付市场,开始做运营的工作。
同时也参与到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当中,为规范第三方支付市场做出了一些贡献。
4. 如果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明朝的郑和?
如果是郑和首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不但会改写中国历史也会改写世界历史,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了解,更增进了经济,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同时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虽然对于中国古代帝王来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而周边国家都是蛮夷之地,对那些地方不屑一顾,但是他们并没有断绝和这些蛮夷国家的交往,两个国家的交往主要的目的就是贸易,古代生产水平低商品有限所以不同民族之间会有不同的需求。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也不是什么都不缺的国家,有色金属就是我们国家急缺的,有色金属中作为货币流通的金银是很多中国王朝梦寐以求的,而美洲却是盛产金银的天然宝库,如果郑和船队首先发现北美洲那对中原王朝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对周边国家就有怀柔远方的友好政策,郑和发现美洲之后有一点是肯定那就是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对美洲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屠杀,而是会用船队所携带的货物和他们进行贸易,换取他们的金银珠宝,当时的美洲大陆生产力低下郑和一定会留下能工巧匠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方式。试想一下数百艘巨舰满载金银万里归来,会对当时的大明帝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获利丰厚朱棣一定会努力经营美洲,而民间商人也会大批的涌进美洲寻找发财致富的道路,整个中国都会陷入对美洲的探索之中,在中国人从西向东探索的过程之中一定会与欧洲人相遇,两个文明的相撞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大家可以尽情想象。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我们餐桌上玉米,土豆以及红薯等原产地都不是中国,这些食物的原产地全部是美洲大陆。古代中国经常爆发大饥荒,动辄饿死数百万人而且饥饿的人民还会颠覆政权,关于让人民吃饱喝足都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中国本土的主要食物就是小麦和大米,但是古代科技不发达导致这两种食物经常受到天气的影响,就算不受到天气的影响产量也是很低,但是土豆,红薯以及玉米对天气的要求相对来讲就要宽松得多的,而且产量远远高于中国的本土粮食,当郑和发现这些高产量的植物之后一定会把它们带回本土种植,而且政府也一定会大力推广,人民丰衣足食就会安居乐业,减少内乱的发生。
由于美洲大陆太过于遥远并且要跨越整个太平洋,郑和发现美洲之后也一定会对船舶进行改良,以适合船只远航的需要,随着经验的日积月累中国的造船以及航海技术还会遥遥领先于全世界,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对外贸易的扩张中国会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中国就会再次重回世界的顶峰,受到世界各国的的推崇与膜拜。倘若这一切都发生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么现在的世界一定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世界,所以我认为倘若是郑和首先发现美洲不但可以改变中国历史更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
5. 如果从清朝乾隆早期年间开始工业革命?
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
其实到了乾隆时期,中国资本已经很是发达,但是永远不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只会演变成农民起义,乾隆帝也顶不住。在清朝中后期的乾隆盛世,除了封建地租(土地)的剥削以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也是十分严重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国内外都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中国历史上,战国与秦汉时就看到这两种资本的活动。到18世纪(乾隆时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十分活跃,特别以盐商、公行商、典当商、米商、木材商、丝茶商最为突出,有许多关于大商人骄奢生活的记载,比如盐商“竞尚奢靡……凡宫室、饮食、舆马之费,辄数十万金”;清江浦有一富典,史书记载“家产数百万”;还有所谓的京城米商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等等记载。跟据西方史料记载估计,广东公行商的巨擘伍敦元拥有资产2600万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富翁。这些巨大的商业资本正是在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它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小生产地位而具有的不稳定性和经济依赖性(指小生产者易受偶然事件的打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市场情况不熟悉,不能和消费者直接打交道等等),从而掠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量剩余生产物。比如道光十四年山西寿阳县的情形是:“逐利之徒,坐拥厚资,垄断左右,一见禾米空秕,度后日之收获子虚,遂尔囤积居奇,致一时之市价腾踊。是岁事之歉犹未可知,而人事之歉已难救止!”当时那些富商巨贾,正是通过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的手段来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所谓“富厚之家,日与小民为市,小民卒困于穷约而无如何……遂至以商贾牧长,据其势于万民之上,与王公大人抗分庭之礼,而小民仰其惠,惟恐失其意”。商业资本的活跃引起农民分化,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封建制度早日崩溃。但必须指出:当时商业资本还没有引起质变,朝廷还有强大的掌控力,很多商业资本活动还处在清朝官府的控制和监督下,因此极度膨胀的商业资本并没有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严重威胁;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两者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比如以盐业中的商业资本而言,清朝采取盐引政策,只有经过朝廷特许的盐商,才能领取盐引,每一道盐引交纳一定税款(“盐课”),并在指定的地区销售,假使领不到盐引,就不能贩盐。这样,一方面,清朝把贩卖食盐的活动完全控制在自己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少数特许的盐商也利用朝廷的支持,进行垄断性贸易,积累起大量财富。其他行业(比如茶业、对外贸易、木材等)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此,大商人们剥削来的财富总有很大部分要无偿地献给皇帝,当时有所谓“军需报效”、“助赈报效”、“万寿报效”、“河工报效”等等名目。乾隆一朝单是两淮盐商“报效”的银子就多达3000万两。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膨胀的商业资本中只能有一小部分和工业生产相结合,其绝大部分都转化成高利贷形式。18世纪的中国,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是十分猖獗的,全国各地开设着无数的当铺、钱庄和银号。乾隆初期,北京的官民当铺就有六七百座;到了嘉庆初期,和珅一人就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钱四千万两”。所以,当税成为清朝每年财政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大量货币财富集中于地主官僚大商人手中,他们以极苛刻的条件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放债。有为富不仁之人,肉视穷民,重利盘剥。或折数折色,少放多收;或抵物抵衣,虚银实契;或垂涎其妻女;或觊觎其田庐;又或贪其畜产,图其工器;预先放债,临时倍征。甚者串指旗丁,倚借豪势,偿不还契,索取无餍。乘其危急难还之时,合并盘算屡年之负,逼准妻子,勒献家私。穷民衔冤而莫伸,天心赫怒而降祸所以贫苦农民到了丰收之年,只能温饱,到了平常之年,人不宿饱,一遇到凶荒之年,只能流亡道路。加上又有高利贷富商豪盘剥穷民,“禾未苗而已贷于人,蚕未丝而已偿夫债”。不但贫苦农民如此,就连富裕农民也免不了高利贷的盘剥。学者章谦曾把当时的富裕农民(所谓的“上农”)的生活作了一番描述:上农家庭拥有耕田20亩,一年可产米40石,其中20石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和官府,尚余20石,维持自己和妻儿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可是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未耗有费,籽种有费,嚣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这样一来家庭更加捉襟见肘,高利贷者就乘机活动,“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折中计之,每石贵一千有余,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计之,率以二石偿一石”。也就是说借高利贷,偿还二石必然要多偿还一石,这对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章谦在分析了这种情况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十室之中,无二三焉。”这还是“上农”的情况,贫苦农民当然更加悲惨了。高利贷资本不但要吸收干净农民的生产物,而且连农民的土地、房屋、农具也经常被抵押干净。自耕农民被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中一小部分参加到城市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但大部分或者饿死,或者变为佃农奴婢,或者流浪各地,加入游民乞丐的队伍。假使把这一点和以上所说土地集中相联系,便可知道,高利贷资本正是起了加速土地集中的作用,而高利贷资本又是膨胀的商业资本流入农村的结果。比如乾隆末年,河南地区发生灾荒,乾隆帝下谕:“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且将麦收在望之田,乘机图占,一经准折,即攘为己有……是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又比如嘉庆十九年上谕称:“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连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本年雨水调匀,而失业之民,以无可耕之田,流离迁徙。”由于上述的土地兼并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活跃,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一方面,少数剥削者(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集中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处在悲惨的贫困饥饿境地。这就是当初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最后演变成川陕甘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这时候的中国就算开始工业革命也不会成功,只会酿成农民起义,因为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了。那时候的清朝就和18世纪的法国一样,不发生大革命,法国不仅工业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工人全部变法国皇室的反对者,大革命成功了,工业革命也就在法国蓬勃的开始了。要是乾隆帝想落个路易十六的下场,那随意。
瞎扯完毕,撒花!
6. 提到太监就容易让人想起阴险一词?
老衲侃春秋现在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历史,讲述历史,解读历史”。我们现在的人类,按性别来说其实很简单,就两类——男人和女人。
但是在古代,存在着这么一个群体的人,无法归于以上两类:那就是去势的男人。
对于这类人,最常用的叫法是太监,其实他们还有许多叫法: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等诸多称谓,这些称呼几乎没有一个褒义词, 都是以生理残缺为特征而起的名字。
这类人都在宫中做事,职务名称也很多,有寺人、宦官、太监、黄门、司宫、中官、中人、中使、中贵、中涓、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等。
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是宦官是,正史为他们作传时,一般称“宦官传”或“宦者传”。
他们由于有生理残缺,所以也引起心理的扭曲,大部分人做事不是按正常人的思维来出牌的。
在历史上,绝大部分宦官的口碑都不太好,他们或者谄媚皇帝,或者取悦于后宫,在取得权势后,也步入争权夺利的漩涡中。
但是事物总有例外,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过很多忠于主子,持身守正的宦官,比如说唐朝的高力士就被后人评价为“千古一宦”;明朝的航海家郑和为朝廷威名远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蔡伦的造纸术更是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五代十国时期,也出了这么一个宦官,他辅佐李存勖开疆拓土,成为一个完人,被后人评价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他就是李存勖的丞相张承业。
张承业,公元846年生人,原姓康,自幼净身入宫,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遂改姓。
在唐僖宗朝,升任内供奉,获赐紫衣(官秩三品)。
公元895年(乾宁二年),张承业因多次出使渭北,被任命为晋王李克用的监军。
李克用是沙陀人,因祖上为朝廷立了大功而被赐皇家的“李”姓。张承业在此期间,和李克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俩人关系十分亲密。
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定都汴州。朱温一称帝,成为众矢之的,各地藩镇群起而攻之。
晋王李克用以复兴唐朝为名与朱温相对抗,此时张承业开始对李克用竭力效忠。
公元908年(开平二年),李克用病危期间交待后事,张承业与弟弟李克宁、大将李存璋、吴珙共同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其子李存勖,他对张承业等人道:“我把亚子(李存勖小名)托付给你们了。”
但李克用刚死没多久,李克宁就开始图谋篡位,此时李存勖处于危机之中,张承业挺身而出,设计铲除了李克宁,保证了李存勖王位的稳固。
解决了内部危机后,又帮助李存勖消除外患,在大败朱温,一举奠定李存勖少年英主形象后,被打疼的敌手朱温惊叹道:
“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对于张承业的这些丰功伟绩,李存勖心存感激之情,要给他加官进爵,但张承业却坚辞不受,他始终以唐朝的监军自居,直至病逝。这越发使李存勖敬重,尊称他为“七哥”。
后来李存勖在前线领兵作战,张承业学汉朝的萧何,在太原大后方筹集粮草,并代为主持军政事务。
作为李存勖的钱袋子,张承业简直如守财奴般的小抠,不该花的钱,就是李存勖想从他手里弄点钱乱花,都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李存勖为了从他手里弄点零花钱,请张承业喝酒,席间让儿子李继岌跳舞助兴,舞毕过来讨赏,谁知张承业装糊涂,只是把自己的马和玉带送给了李继岌。
这一下李存勖火了,说我儿子都穷的没钱花了,你就给他一些,你这马也不值钱。
哪知这么明挑以后,张承业的回答更绝,说我掌管的钱财是三军之用,要用来剿灭朱梁逆贼的,不能把公家的钱拿来做私人的用度。
听了他的回答,李存勖气得当时要赏他两剑。
张承业不光对公家的事情十分上心,在内里治家也非常严格,他有个侄子犯了杀人的大罪,李存勖听说后派人前去解救,但当使者赶到时,张承业侄子已经人头落地。
后来,张承业的另一个侄子张瓘被任命为麟州刺史,临行前张承业给他敲警钟:“你本是一个普通百姓,曾与刘知俊一同做贼,一贯不守法度,现在若还不知悔改,不知哪天触犯了朝廷的法度,就会受到严惩了。”
从此,张瓘不管到何处为官,都不敢贪暴。
后来李存勖打下一片天地,手下诸将纷纷劝其登基称帝,身在太原后方、卧病在床的张承业闻听后,后命人将他从太原抬到魏州前线劝谏:“ 大王应先诛除梁贼,为先帝报仇,然后再册立唐室后人。唐室后人若在,谁敢承担?唐室若无后人,天下还有谁能与大王相争? ”
但在这诱人的权利面前,张承业头一次遭到碰壁。李存勖没有答应张承业的劝谏,托词道:“手下这样的逼迫我,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张承业自知难以劝阻,便仰天大哭道:“诸侯们浴血奋战,本为恢复唐朝,现在大王却自取帝位,欺骗老奴啊。”
张承业返回太原就一病不起,第二年(公元922年)在家中病逝。李存勖生母曹太夫人闻知,立即赶到张承业家中吊孝,身穿孝服,行子侄之礼。
李存勖到底还是于公元923年称帝,建立了后唐。他想起张承业往日的卓越功勋,追赠其为左武卫上将军,赐谥“贞宪”。
张承业生前不做后唐的官,在死后却担任了后唐的重臣,但这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参考资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7. 历史上著名的红薯盛世指的是什么?
红薯盛世便是清朝历史爱好者眼中的康乾盛世。
事实上,看过《康熙王朝》的朋友们都知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红玉对容妃说的话,“盛世从来都是主子的盛世,而不是奴才们的盛世。”
这一种所谓盛世,据说最早可以从明末小冰河时期说起,当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歉收的场面,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 但到了康熙年间,由于战乱平息,以及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大清的经济便出现了恢复性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耕地多了。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十亿亩。而耕地的增加,则意味着粮食产量的提升,尤其是南方,譬如广东,一些地方出了早稻和晚稻之外,便增加了甘薯这第三份收成,所谓一年三熟。往北一点的江西,则种早稻和荞麦,一年两熟。这种多熟种植的盛行,最后结果便是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如果是比产量的话,大清国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据说比大明万历年间增加了一倍多。甚至是当时访问中国,对大清国颇有意见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也有人说,中国此时的粮食收获率,比英国还高。
而这里的重点字眼,便是番薯!
这种最早种植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种植物,就是在万历年间进入了中国。据说是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在菲律宾看到这种“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的块根作物,于是立马引进到山多田少的福建,因为这种植物来自域外,中国人便称之为:“番薯”。而稍后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徐光启当时就在上海,于是便把番薯从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传播到整个长江流域。
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番薯已经传播到大半个中国,而要特别指出的是,官方提倡非常卖力,甚至皇帝本人,亲自下旨意给直隶省,“广劝栽植”。于是番薯在中国成了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那么,究竟是人口膨胀导致了番薯广泛种植,还是番薯种植导致了人口膨胀呢?事实上,康熙皇帝自己都承认,虽然大清国自吹自擂是太平盛世,但老百姓其实连饭都吃不饱。民食不充、百姓生计大不如前,这样的描述出现在臣子的奏章甚至是皇帝的圣旨之上,可见是真实的。
吃不饱怎么办呢?皇帝便指示了:种番薯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各方面对所谓康乾盛世的意见差异极大,首先是在那个时代,只有乾隆皇帝,自吹自擂自己是:”国家势当全盛”。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这是在胡扯,即扯出来的盛世,而不是真正被大众认可的盛世,认可者仅仅是御用文人和遗老遗少。
理由,是紧接乾隆之后的嘉庆年间,便爆发了川、楚、陕农民起义、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最严重的则是北方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者甚至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种事,显然不是一个盛世应该发生的。
而且一个连粮米都不够吃,以至于要靠番薯来充饥的时代,就算电视剧拍得再好,小说写得再牛逼,口号喊得再敞亮,你毕竟也是个番薯王朝,要知道,同一时期的英国,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连被你们认为是最落魄的产业工人,也开始吃早饭了。因为工人们不在早晨吃饱饭,就干不动半天的苦累活。所以在那个时代,英国全民正开始普及吃早餐,以吃烤吐司和喝茶为主。1782年,曾有一个普鲁士人对英国人的烤吐司赞不绝口:“你拿着一片又一片吐司,用叉子叉住去用火烤,直到奶油溶化,真是美味无双。”
而1782年,也就是大清国的乾隆四十七年,即题目所谓的红薯盛世,广大中国人,正在为自己能吃上烤红薯而歌颂皇帝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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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参与到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当中,为规范第三方支付市场做出了一些贡献。
4. 如果发现美洲新大陆的是明朝的郑和?
如果是郑和首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不但会改写中国历史也会改写世界历史,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因为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了解,更增进了经济,文化和贸易的交流,同时开阔了国人的眼界,虽然对于中国古代帝王来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而周边国家都是蛮夷之地,对那些地方不屑一顾,但是他们并没有断绝和这些蛮夷国家的交往,两个国家的交往主要的目的就是贸易,古代生产水平低商品有限所以不同民族之间会有不同的需求。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也不是什么都不缺的国家,有色金属就是我们国家急缺的,有色金属中作为货币流通的金银是很多中国王朝梦寐以求的,而美洲却是盛产金银的天然宝库,如果郑和船队首先发现北美洲那对中原王朝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对周边国家就有怀柔远方的友好政策,郑和发现美洲之后有一点是肯定那就是不会像西方人一样对美洲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屠杀,而是会用船队所携带的货物和他们进行贸易,换取他们的金银珠宝,当时的美洲大陆生产力低下郑和一定会留下能工巧匠帮助他们改进生产方式。试想一下数百艘巨舰满载金银万里归来,会对当时的大明帝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获利丰厚朱棣一定会努力经营美洲,而民间商人也会大批的涌进美洲寻找发财致富的道路,整个中国都会陷入对美洲的探索之中,在中国人从西向东探索的过程之中一定会与欧洲人相遇,两个文明的相撞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大家可以尽情想象。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我们餐桌上玉米,土豆以及红薯等原产地都不是中国,这些食物的原产地全部是美洲大陆。古代中国经常爆发大饥荒,动辄饿死数百万人而且饥饿的人民还会颠覆政权,关于让人民吃饱喝足都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中国本土的主要食物就是小麦和大米,但是古代科技不发达导致这两种食物经常受到天气的影响,就算不受到天气的影响产量也是很低,但是土豆,红薯以及玉米对天气的要求相对来讲就要宽松得多的,而且产量远远高于中国的本土粮食,当郑和发现这些高产量的植物之后一定会把它们带回本土种植,而且政府也一定会大力推广,人民丰衣足食就会安居乐业,减少内乱的发生。
由于美洲大陆太过于遥远并且要跨越整个太平洋,郑和发现美洲之后也一定会对船舶进行改良,以适合船只远航的需要,随着经验的日积月累中国的造船以及航海技术还会遥遥领先于全世界,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对外贸易的扩张中国会首先进入资本主义国家,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中国就会再次重回世界的顶峰,受到世界各国的的推崇与膜拜。倘若这一切都发生在六百多年前的明朝那么现在的世界一定是我们中国主导的世界,所以我认为倘若是郑和首先发现美洲不但可以改变中国历史更会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
5. 如果从清朝乾隆早期年间开始工业革命?
不可能的,永远不可能的。
其实到了乾隆时期,中国资本已经很是发达,但是永远不可能演变成资本主义,只会演变成农民起义,乾隆帝也顶不住。在清朝中后期的乾隆盛世,除了封建地租(土地)的剥削以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也是十分严重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国内外都是很古老的资本形态,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中国历史上,战国与秦汉时就看到这两种资本的活动。到18世纪(乾隆时代),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就十分活跃,特别以盐商、公行商、典当商、米商、木材商、丝茶商最为突出,有许多关于大商人骄奢生活的记载,比如盐商“竞尚奢靡……凡宫室、饮食、舆马之费,辄数十万金”;清江浦有一富典,史书记载“家产数百万”;还有所谓的京城米商祝氏,“自明代起家,富逾王侯,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环丽,游十日未竟”等等记载。跟据西方史料记载估计,广东公行商的巨擘伍敦元拥有资产2600万元,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富翁。这些巨大的商业资本正是在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它利用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小生产地位而具有的不稳定性和经济依赖性(指小生产者易受偶然事件的打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市场情况不熟悉,不能和消费者直接打交道等等),从而掠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量剩余生产物。比如道光十四年山西寿阳县的情形是:“逐利之徒,坐拥厚资,垄断左右,一见禾米空秕,度后日之收获子虚,遂尔囤积居奇,致一时之市价腾踊。是岁事之歉犹未可知,而人事之歉已难救止!”当时那些富商巨贾,正是通过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的手段来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所谓“富厚之家,日与小民为市,小民卒困于穷约而无如何……遂至以商贾牧长,据其势于万民之上,与王公大人抗分庭之礼,而小民仰其惠,惟恐失其意”。商业资本的活跃引起农民分化,在一定条件下会促使封建制度早日崩溃。但必须指出:当时商业资本还没有引起质变,朝廷还有强大的掌控力,很多商业资本活动还处在清朝官府的控制和监督下,因此极度膨胀的商业资本并没有成为瓦解封建制度的严重威胁;相反,在很大程度上,两者互相利用、互相支持。比如以盐业中的商业资本而言,清朝采取盐引政策,只有经过朝廷特许的盐商,才能领取盐引,每一道盐引交纳一定税款(“盐课”),并在指定的地区销售,假使领不到盐引,就不能贩盐。这样,一方面,清朝把贩卖食盐的活动完全控制在自己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少数特许的盐商也利用朝廷的支持,进行垄断性贸易,积累起大量财富。其他行业(比如茶业、对外贸易、木材等)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因此,大商人们剥削来的财富总有很大部分要无偿地献给皇帝,当时有所谓“军需报效”、“助赈报效”、“万寿报效”、“河工报效”等等名目。乾隆一朝单是两淮盐商“报效”的银子就多达3000万两。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膨胀的商业资本中只能有一小部分和工业生产相结合,其绝大部分都转化成高利贷形式。18世纪的中国,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是十分猖獗的,全国各地开设着无数的当铺、钱庄和银号。乾隆初期,北京的官民当铺就有六七百座;到了嘉庆初期,和珅一人就有“当铺七十五座,本银三千万两;银号四十二座,本钱四千万两”。所以,当税成为清朝每年财政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大量货币财富集中于地主官僚大商人手中,他们以极苛刻的条件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放债。有为富不仁之人,肉视穷民,重利盘剥。或折数折色,少放多收;或抵物抵衣,虚银实契;或垂涎其妻女;或觊觎其田庐;又或贪其畜产,图其工器;预先放债,临时倍征。甚者串指旗丁,倚借豪势,偿不还契,索取无餍。乘其危急难还之时,合并盘算屡年之负,逼准妻子,勒献家私。穷民衔冤而莫伸,天心赫怒而降祸所以贫苦农民到了丰收之年,只能温饱,到了平常之年,人不宿饱,一遇到凶荒之年,只能流亡道路。加上又有高利贷富商豪盘剥穷民,“禾未苗而已贷于人,蚕未丝而已偿夫债”。不但贫苦农民如此,就连富裕农民也免不了高利贷的盘剥。学者章谦曾把当时的富裕农民(所谓的“上农”)的生活作了一番描述:上农家庭拥有耕田20亩,一年可产米40石,其中20石以地租的形式交给地主和官府,尚余20石,维持自己和妻儿的生活已经很困难,可是还有各种苛捐杂税,“未耗有费,籽种有费,嚣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这样一来家庭更加捉襟见肘,高利贷者就乘机活动,“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折中计之,每石贵一千有余,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计之,率以二石偿一石”。也就是说借高利贷,偿还二石必然要多偿还一石,这对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章谦在分析了这种情况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十室之中,无二三焉。”这还是“上农”的情况,贫苦农民当然更加悲惨了。高利贷资本不但要吸收干净农民的生产物,而且连农民的土地、房屋、农具也经常被抵押干净。自耕农民被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其中一小部分参加到城市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但大部分或者饿死,或者变为佃农奴婢,或者流浪各地,加入游民乞丐的队伍。假使把这一点和以上所说土地集中相联系,便可知道,高利贷资本正是起了加速土地集中的作用,而高利贷资本又是膨胀的商业资本流入农村的结果。比如乾隆末年,河南地区发生灾荒,乾隆帝下谕:“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且将麦收在望之田,乘机图占,一经准折,即攘为己有……是富者日益其富,贫者日见其贫。”又比如嘉庆十九年上谕称:“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连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为收买。本年雨水调匀,而失业之民,以无可耕之田,流离迁徙。”由于上述的土地兼并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活跃,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一方面,少数剥削者(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集中大量财富;另一方面,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处在悲惨的贫困饥饿境地。这就是当初中国社会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最后演变成川陕甘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所以这时候的中国就算开始工业革命也不会成功,只会酿成农民起义,因为整个社会贫富差距已经非常大了。那时候的清朝就和18世纪的法国一样,不发生大革命,法国不仅工业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工人全部变法国皇室的反对者,大革命成功了,工业革命也就在法国蓬勃的开始了。要是乾隆帝想落个路易十六的下场,那随意。
瞎扯完毕,撒花!
6. 提到太监就容易让人想起阴险一词?
老衲侃春秋现在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历史,讲述历史,解读历史”。我们现在的人类,按性别来说其实很简单,就两类——男人和女人。
但是在古代,存在着这么一个群体的人,无法归于以上两类:那就是去势的男人。
对于这类人,最常用的叫法是太监,其实他们还有许多叫法:有“阉人”、“奄人”、“腐人”、“腐夫”等诸多称谓,这些称呼几乎没有一个褒义词, 都是以生理残缺为特征而起的名字。
这类人都在宫中做事,职务名称也很多,有寺人、宦官、太监、黄门、司宫、中官、中人、中使、中贵、中涓、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等。
古代官方文书中,对宫廷阉臣的正规称谓是宦官是,正史为他们作传时,一般称“宦官传”或“宦者传”。
他们由于有生理残缺,所以也引起心理的扭曲,大部分人做事不是按正常人的思维来出牌的。
在历史上,绝大部分宦官的口碑都不太好,他们或者谄媚皇帝,或者取悦于后宫,在取得权势后,也步入争权夺利的漩涡中。
但是事物总有例外,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过很多忠于主子,持身守正的宦官,比如说唐朝的高力士就被后人评价为“千古一宦”;明朝的航海家郑和为朝廷威名远扬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蔡伦的造纸术更是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五代十国时期,也出了这么一个宦官,他辅佐李存勖开疆拓土,成为一个完人,被后人评价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他就是李存勖的丞相张承业。
张承业,公元846年生人,原姓康,自幼净身入宫,被内常侍张泰收为养子,遂改姓。
在唐僖宗朝,升任内供奉,获赐紫衣(官秩三品)。
公元895年(乾宁二年),张承业因多次出使渭北,被任命为晋王李克用的监军。
李克用是沙陀人,因祖上为朝廷立了大功而被赐皇家的“李”姓。张承业在此期间,和李克用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俩人关系十分亲密。
公元907年(后梁开平元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定都汴州。朱温一称帝,成为众矢之的,各地藩镇群起而攻之。
晋王李克用以复兴唐朝为名与朱温相对抗,此时张承业开始对李克用竭力效忠。
公元908年(开平二年),李克用病危期间交待后事,张承业与弟弟李克宁、大将李存璋、吴珙共同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其子李存勖,他对张承业等人道:“我把亚子(李存勖小名)托付给你们了。”
但李克用刚死没多久,李克宁就开始图谋篡位,此时李存勖处于危机之中,张承业挺身而出,设计铲除了李克宁,保证了李存勖王位的稳固。
解决了内部危机后,又帮助李存勖消除外患,在大败朱温,一举奠定李存勖少年英主形象后,被打疼的敌手朱温惊叹道:
“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资治通鉴·后梁纪六》》)
对于张承业的这些丰功伟绩,李存勖心存感激之情,要给他加官进爵,但张承业却坚辞不受,他始终以唐朝的监军自居,直至病逝。这越发使李存勖敬重,尊称他为“七哥”。
后来李存勖在前线领兵作战,张承业学汉朝的萧何,在太原大后方筹集粮草,并代为主持军政事务。
作为李存勖的钱袋子,张承业简直如守财奴般的小抠,不该花的钱,就是李存勖想从他手里弄点钱乱花,都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李存勖为了从他手里弄点零花钱,请张承业喝酒,席间让儿子李继岌跳舞助兴,舞毕过来讨赏,谁知张承业装糊涂,只是把自己的马和玉带送给了李继岌。
这一下李存勖火了,说我儿子都穷的没钱花了,你就给他一些,你这马也不值钱。
哪知这么明挑以后,张承业的回答更绝,说我掌管的钱财是三军之用,要用来剿灭朱梁逆贼的,不能把公家的钱拿来做私人的用度。
听了他的回答,李存勖气得当时要赏他两剑。
张承业不光对公家的事情十分上心,在内里治家也非常严格,他有个侄子犯了杀人的大罪,李存勖听说后派人前去解救,但当使者赶到时,张承业侄子已经人头落地。
后来,张承业的另一个侄子张瓘被任命为麟州刺史,临行前张承业给他敲警钟:“你本是一个普通百姓,曾与刘知俊一同做贼,一贯不守法度,现在若还不知悔改,不知哪天触犯了朝廷的法度,就会受到严惩了。”
从此,张瓘不管到何处为官,都不敢贪暴。
后来李存勖打下一片天地,手下诸将纷纷劝其登基称帝,身在太原后方、卧病在床的张承业闻听后,后命人将他从太原抬到魏州前线劝谏:“ 大王应先诛除梁贼,为先帝报仇,然后再册立唐室后人。唐室后人若在,谁敢承担?唐室若无后人,天下还有谁能与大王相争? ”
但在这诱人的权利面前,张承业头一次遭到碰壁。李存勖没有答应张承业的劝谏,托词道:“手下这样的逼迫我,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张承业自知难以劝阻,便仰天大哭道:“诸侯们浴血奋战,本为恢复唐朝,现在大王却自取帝位,欺骗老奴啊。”
张承业返回太原就一病不起,第二年(公元922年)在家中病逝。李存勖生母曹太夫人闻知,立即赶到张承业家中吊孝,身穿孝服,行子侄之礼。
李存勖到底还是于公元923年称帝,建立了后唐。他想起张承业往日的卓越功勋,追赠其为左武卫上将军,赐谥“贞宪”。
张承业生前不做后唐的官,在死后却担任了后唐的重臣,但这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参考资料:《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7. 历史上著名的红薯盛世指的是什么?
红薯盛世便是清朝历史爱好者眼中的康乾盛世。
事实上,看过《康熙王朝》的朋友们都知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红玉对容妃说的话,“盛世从来都是主子的盛世,而不是奴才们的盛世。”
这一种所谓盛世,据说最早可以从明末小冰河时期说起,当时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粮食歉收的场面,甚至"百姓流亡十之六七,十亩之田只种一二亩"。 但到了康熙年间,由于战乱平息,以及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大清的经济便出现了恢复性发展的态势。
首先,是耕地多了。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这个数字已经达到十亿亩。而耕地的增加,则意味着粮食产量的提升,尤其是南方,譬如广东,一些地方出了早稻和晚稻之外,便增加了甘薯这第三份收成,所谓一年三熟。往北一点的江西,则种早稻和荞麦,一年两熟。这种多熟种植的盛行,最后结果便是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如果是比产量的话,大清国这一时期的粮食产量,据说比大明万历年间增加了一倍多。甚至是当时访问中国,对大清国颇有意见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也有人说,中国此时的粮食收获率,比英国还高。
而这里的重点字眼,便是番薯!
这种最早种植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种植物,就是在万历年间进入了中国。据说是一个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在菲律宾看到这种“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的块根作物,于是立马引进到山多田少的福建,因为这种植物来自域外,中国人便称之为:“番薯”。而稍后十七世纪初,江南水患严重,五谷不收,饥民流离。徐光启当时就在上海,于是便把番薯从福建引种到上海,随之向传播到整个长江流域。
到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番薯已经传播到大半个中国,而要特别指出的是,官方提倡非常卖力,甚至皇帝本人,亲自下旨意给直隶省,“广劝栽植”。于是番薯在中国成了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那么,究竟是人口膨胀导致了番薯广泛种植,还是番薯种植导致了人口膨胀呢?事实上,康熙皇帝自己都承认,虽然大清国自吹自擂是太平盛世,但老百姓其实连饭都吃不饱。民食不充、百姓生计大不如前,这样的描述出现在臣子的奏章甚至是皇帝的圣旨之上,可见是真实的。
吃不饱怎么办呢?皇帝便指示了:种番薯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各方面对所谓康乾盛世的意见差异极大,首先是在那个时代,只有乾隆皇帝,自吹自擂自己是:”国家势当全盛”。但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普遍认识,这是在胡扯,即扯出来的盛世,而不是真正被大众认可的盛世,认可者仅仅是御用文人和遗老遗少。
理由,是紧接乾隆之后的嘉庆年间,便爆发了川、楚、陕农民起义、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最严重的则是北方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者甚至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种事,显然不是一个盛世应该发生的。
而且一个连粮米都不够吃,以至于要靠番薯来充饥的时代,就算电视剧拍得再好,小说写得再牛逼,口号喊得再敞亮,你毕竟也是个番薯王朝,要知道,同一时期的英国,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基本完成,就连被你们认为是最落魄的产业工人,也开始吃早饭了。因为工人们不在早晨吃饱饭,就干不动半天的苦累活。所以在那个时代,英国全民正开始普及吃早餐,以吃烤吐司和喝茶为主。1782年,曾有一个普鲁士人对英国人的烤吐司赞不绝口:“你拿着一片又一片吐司,用叉子叉住去用火烤,直到奶油溶化,真是美味无双。”
而1782年,也就是大清国的乾隆四十七年,即题目所谓的红薯盛世,广大中国人,正在为自己能吃上烤红薯而歌颂皇帝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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